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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凡的历程（之二）

《不平凡的历程》（之二）

（三）八年跨越（1993—2000）

1989年以来，苏东国家发生了剧变，国际形势和世界力量对比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种新的形势迫使刊物根据与时俱进的原则对报道计划、选题、研究方法等进行必要的调整。这种调整具体表现在以下了几个转变上。一是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刊物由原来的苏联、东欧研究转变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二是由一般评介研究转变为基础理论研究；三是由过去较多的抽象和推理方法转变为更多的采用实证方法；四是由过去侧重于定量分析转变为定性分析。五是刊物由过去的封闭式的内部发行转变为国内外公开发行。

“八年跨越”的又一个重要含义是，这一阶段跨越两个世纪。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栏指出：“本世纪是生产率的世纪，下世纪为是质量的世纪。”新时代已把质量课题摆在我们面前。面临这样一个新时势，刊物把提高质量问题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1994-1995年的一年多中，李正乐同志担任编辑部主任，时间不太长，但他非常注意刊物的学术性，并在降低差错率上下了不少功夫。从1995年10月左右开始，大约有3年零7个月的时间，向祖文同志担任编辑部主任。此间他励精图治，勇于创新，刊物的每篇文章开始没有内容提要、关键词、作者简介等，在学术规范化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刊物面貌也焕然一新。

1993年刊物公开出版时，本刊顾问、原中联部苏东国家事务的副部长伍修权、胡绳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和本刊顾问师哲发来贺词，时任主编的徐葵为刊物公开发行撰写了发刊词。他在发刊词中指出，这本刊物是在我国学者在苏东学界研究领域长期耕耘的基础上，是在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新形势下，又是在国际风云变幻原苏东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新的国际条件下创办的，它的问世无疑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

1．调整学术定位

回顾多年的办刊实践，编辑部最大的体会是，办一本刊物并不难，难就难在办出个性，办出特色。正如我国老一辈社会活动家、编辑家邹韬奋先生所说：“没有个性和特色的刊物，生存已成问题，发展更没有希望了。”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条件下，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在形成刊物的个性和特色上下功夫。刊物的个性和特色是由它的研究对象决定的。苏东国家发生剧变以后，这本杂志的研究对象转移到了以下3个方面：一是苏东剧变的原因和教训；二是这些国家政治、经济转轨的理论和实践；三是这些国家的对外政策和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其中，对苏联兴亡的研究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人文科学的重大课题，也是一个世纪难题。历史上，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曾倾注极大心血和精力研究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写下了《法兰西内战》等经典名著，对发展革命理论和推进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了巨大的作用。巴黎公社仅存在了72天，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生存了74年，走过了既有凯歌行进，又有曲折反复的历程。它所包括的历史内涵和深远影响是巴黎公社所无法比拟的。在这样重要的历史时刻，深入研究3/4世纪的苏联兴亡史，将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苏联经过七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却发生剧变的悲剧，最后解体了，垮台了，这是为什么？其中的原因和教训需要全面深刻地加以总结。总结好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会有新的发展。”（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10页。）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历史不可能由资产阶级学者去撰写，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继承者和开拓者，总结苏共历史的任务也责无旁贷地落到了中国学者的身上。

以上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特殊重要性以及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了新时期刊物的学术定位和价值取向。作为一份学术理论刊物，应该遵照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积极引导当代社会科学家和社科工作者对苏联兴亡史展开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与研究，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新境界。所以，这些年来，编辑部一直把研究苏东国家剧变的原因和教训，总结这些国家几十年社会主义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为报道重点，推出了一批高质量、高品位的学术论文，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2．坚持正确导向

方向问题不是一句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刊物的政治属性、思想属性，是基础和前提。政治方向就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弘扬社会主义时代主旋律，为繁荣学术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要“增强报刊宣传的党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提出了著名的“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的思想”（《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96-97、156页。）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新闻舆论思想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早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他就强调“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编辑部曾组织编辑人员认真学习这些指示，并把有关精神贯彻到编辑工作实践中去。在日常审稿中，严格进行政治把关，注意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稿件的思想内容进行评判，特别注意与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对一些敏感问题十分谨慎。1989年我国出现了动乱，1991年苏联解体，在此期间，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出于他们反动的政治目的，总是想“西化”、“分化”我们，妄图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模式强加给我们，他们还明目张胆地对我国的形势、政策进行种种污蔑和诽谤，散布各种流言蜚语。我们的刊物在涉及这些内容时，不能只是客观罗列，而必须发挥自己的净化功能和批判功能，对所编文稿进行筛选、批判、净化，严禁毒草泛滥。1996年初，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向祖文把刊物讲政治的一些理论观点写成报告上报院科研局。科研局对这种作法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并于1996年3月14日下发文件（见图片栏），把此材料转发给全院各刊物编辑部研究参考。此前，该报告经改写后，以《国际类期刊更要讲政治》为题发表在1996年3月11日的《新闻出版报》上（见图片栏）。

3．提高学术质量

（1）突出理论性。理论是刊物的灵魂。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离不开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繁荣。基于此，编辑人员在审读文稿时，一贯强调理论创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入低潮。历史经验证明，革命遭到挫折和处于低潮的时期，正是新的革命理论孕育和成熟的时期。上世纪90年代前期，对苏东剧变原因的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刊物发表的关于这一内容的稿件大多还停留在广泛收集整理资料、客观介绍情况方面。而现在刊物则强调要在“深”字上狠下功夫，要加强理论性和系统性，必须对剧变实质和转轨进程进行理论概括，对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分析和评价要有理论深度和历史厚度，要找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得出科学的结论。为了达到上述要求，刊物十分重视评论工作，认为评论是刊物的灵魂。刊物之所以称其为刊物，而不是论文集，就在于它发表的学术成果要对苏联、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问题和新情况作出评论和评价。近年来，刊物发表的有关苏联剧变原因和俄罗斯政治经济转轨研究的文章基本上达到了上述要求。关于苏联、东欧剧变原因的重要论文有：

王洛林：《苏联模式和经济改革》（1993.3）

黄宗良：《简论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中的六大关系》（1993.1）

姜长斌：《苏共在党的重大组织原则和实践方面的失败教训》（）

郭建平：《邓小平论苏联模式》（1998.4）

程又中：《邓小平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观》（1999.1）

常　庆：《从民族角度看苏联解体》（1998.5）

这些文章有相当一部分是特约的重头论文，属于精品力作。这些论文对苏东国家剧变原因的分析都很深刻，逐渐从表象研究走向实质研究，在一些问题上有重要理论突破，学术影响很好。

刘克明教授在《苏联落后于时代的教训和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精神》（1996.1）一文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以和平与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个新时代，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苏联由盛转衰并最终解体的总根源就在于背离时代要求，落后于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取得宏伟成就，关键在于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邓小平理论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时代精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兴起成为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点。

徐葵研究员在《勃列日涅夫年代：苏联走向衰亡的关键性转折时期》（1998.1）一文中通过大量生动翔实的资料考察了勃列日涅夫的生平，分析了他的个人素质、性格、作风及学识等，从而得出结论：勃是当时苏联历史条件下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党的领导干部，是一个按章办事的执行型人才，但绝不是一个有才能的领袖人物。勃在苏联执政的18年经历了营造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登上权力顶峰和进入晚年衰颓3个阶段。文章总结了勃执政时期的5条教训，并指出，勃执政年代是苏联走向衰亡的关键性转折时期，它为以后苏联的社会大震荡和苏联的解体准备了条件。

高放教授在《苏联东欧剧变原因》（1993.2）一文中指出，苏东剧变的原因有6对12点，其中各有不同重点。（1）外因与内因，内因为主；（2）远因与近因，近因为主；（3）客观原因与主观原因，主观原因为主；（4）微观原因与宏观原因，宏观原因为主；（5）下层原因与上层原因，上层原因为主；（6）浅层原因与深层原因，深层原因为主。本文所讲的12点原因中有交叉和重叠，紧密联系，环环相扣，层层深入。

李正乐研究员在《戈尔巴乔夫岂能败给斯大林体制》（1993.3）一文中有力驳斥了苏联解体是社会进步的错误观点。他认为，这里有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判断一种社会变化是进步的还是倒退的，主要是看它是解放了生产力并且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破坏了生产力，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是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还是降低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是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还是削弱了国家的综合国力。苏联的变化显然是属于后者。苏联剧变使生产力受到极大的破坏，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人们为此蒙受着深重的灾难，国家的实力大大削弱。这样的变化不是社会的倒退，难道还能算是社会的进步吗？

（2）强化前瞻性。研究和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局面的需要。学术刊物在引导理论研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工作中，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编辑部在编辑工作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组织一些对促进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文章作为专论，予以优先发表。同时，注意有批判地吸收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一方面，对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政治经济转轨中的教训进行评介研究，避免重蹈覆辙；另一方面，对它们在改革中开放中的新思想、新经验进行引进研究，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向纵深发展。这方面发表的主要论文有：

孔田平：《东欧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目标模式与过渡方式》（1995.1）

王金存：《东欧中亚国家经济转轨和经济形势比较》（1995.2）

冯舜华：《俄罗斯“私有化”新论》（1996.4）

李建民：《俄罗斯金融寡头暨官僚资本主义探源》（1997.5）

徐坡岭：《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理论探析——以制度变迁为视角》（1999.3）

许　新：《俄罗斯经济转轨评析》（2000.4）

张文武：《对东欧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若干问题探讨》（1997.1）

高　歌：《浅析东欧国家二战前的历史对政治转轨的影响》（2000.4）

孙壮志：《中亚五国的战略地位》（1998.6）

常　玢：《中亚国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宗教因素》（2000.5）

邢广程教授在《原苏联东欧国家转轨的特点及其变化趋势》（1995.3）一文中指出，剧变后，原苏联东欧各国都在进行政治制度和体制的转轨，从原来共产党一党执政的体制向多党并存的以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过渡。经过几年的实践，这些国家的政治转轨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1）选择了不同的国家政体；（2）选择了不同的国家结构；（3）尽管各国政党仍处于分化组合阶段，但政党林立的现象已有所改变；（4）右翼势力发生了分化，其作用和影响明显削弱；（5）左翼力量正在重新崛起。

许新教授在《俄罗斯经济转轨评析》（2000.4）一文中对俄罗斯经济转轨进行了总结和评价，特别是对休克疗法失败的原因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刻分析。文章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是不成功的。主要理由是：（1）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导致综合国力大大下降。（3）人民生活水平下降，日益贫困化。俄罗斯经济转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1）脱离国情。（2）照抄西方经济模式。（3）违反经济转轨规律。（4）主要政策和措施之间存在内在矛盾。

常玢教授在《中亚国家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宗教因素》（2000.5）一文中对宗教政治化对国家稳定的破坏作用进行了论述。苏联解体以后，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原苏联各共和国均放弃了马列主义，新的思想理论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中亚各国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此时，在苏联时期长期受压抑的宗教因素乘虚而入，迅速蔓延，形成一种强大的政治势力冲击着中亚国家的社会生活。常玢教授抓住中亚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新因素进行跟踪研究，写出了该文，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体现了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原则。论文对宗教因素给中亚社会政治生活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辩证分析，指出，中亚地区在历史上没有形成发达完善的宗教社会制度，宗教传播受到游牧社会特殊性的制约。因此，人为夸大伊斯兰教在中亚文化和历史方面的作用，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如果无视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的历史，也同样是十分有害的。一个时期以来，中亚地区的民族分立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由此产生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活动十分猖獗，严重地干扰了中亚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

（3）激发开创性。理论研究要发扬探索精神，理论刊物要锐意创新。几年来编辑部坚持双百方针，力争把刊物办成“百花园”，而不是“一言堂”，鼓励独立思考，倡导学术争鸣，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敢于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敢于发表具有自己的风格、具有独到见解的文章。这类论文主要有：

张康琴：《“休克疗法”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评萨克斯教授的辩解》（1995.5）

俞良早：《关于列宁把“供应和分配”统一起来的思想——对一种流行观点的商榷》（2000.6）

高放教授在《封建社会主义不同于社会封建主义——苏联模式失败的一点反思》（2001.4）一文中认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带有封建主义因素，可称为封建社会主义。苏联模式在很多方面并没有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由于在长期改革中难以消除封建主义因素，所以终于覆灭。只有彻底铲除封建主义遗毒，才能更新社会主义等。

（4）倡导原生性。撰写论文必须利用文献资料。编辑部要求这些资料必须是最新的第一手材料，是经过考证准确无误的。苏联解体后，苏联时期的大量解密的历史档案材料被公之于众。我国学者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了核实、考证、筛选、整理加工，将历史考察与逻辑分析结合起来，写出了一系列优秀论文。刊物发表的此类论文主要有：

沈志华、张盛发：《从大国合作到集团对抗——论战后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转变》（1996.6）

张盛发：《苏联与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2000.1）

徐隆彬：《试析马林科夫等人联合发起倒赫行动的原因》（2001.3）

4. 重要学术论文

李中海：《论中亚区域合作》（1993.3）

马维先：《谈我国与独联体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1993.4）

赵乃斌：《东欧国家转轨的特点》（19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