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历程（之三）

不平凡的历程（之三）

    （四）五年辉煌（2001—2006）

    2001~2006年，在编辑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刊物又有了全面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从发表文章的内容看，报道面更加广泛，并有一定理论深度；在编辑校对工作方面，由于采取种种措施，刊物的编校质量显著提高。尤其是在探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方面，学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理论剖析，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直接的借鉴，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

    常玢同志从1999年春夏之交开始主持刊物的全盘工作，至今已经7年。7年来，刊物不仅有形式上的日趋完善，而且还有了内容上的更新和突破，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这一切既是全体编辑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晶，也是常玢同志坚持与时俱进原则、不断开拓创新所结下的硕果。

    1. 加大理论深度

    ⑴ 苏东剧变研究。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被我国学术界认为是20世纪三大国际政治事件。而其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又被认为是令人最震撼的重大历史事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不仅影响了人类的发展进程，而且改变了世界政治地图和国际战略格局；同时，苏东模式曾给我国几代人的世界观和人生道路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研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问题，对于认识马列主义发展前景和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以及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前进都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鉴于此，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编辑部一直把科学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教训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进入新世纪，我刊不断发表有关文章，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探讨。自2001年以来，刊发的关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文章主要有：

    许志新：《论苏联失败的经济根源》（2001.3）

    丁志刚：《试析经济差距与苏联解体的关系》（2001.3）

    陆南泉：《苏联走近衰亡的勃列日涅夫时期》（2001.6）

    刘克明：《斯大林模式：未能正确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苏联解体原因新探》（2004.4）

    李铁映：《研究苏联兴衰的历史经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2003.2）

    田永祥：《苏联共产党领导体制的特点及兴衰过程》（2003.6）

    左凤荣：《苏联在农民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探析》（2003.6）

    张树华：《思想瓦解——苏共失败的重要原因》（2005.4）

    马龙闪：《文化代表资格的演变与苏共的兴衰》（2005.1）

    李慎明：《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研究应该有一个大发展》（2005.3）

    李静杰：《试析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抗》（2006.1）

    上述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斯大林是非功过等不同侧面剖析了苏共失败和苏联解体的原因，并总结了其历史教训。

    著名苏联问题专家、资深研究员刘克明在《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2003.1）文中指出，“苏共所以失败，苏联所以瓦解，究其根源是因为苏联共产党内出现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日益专权和保守，日益贪婪和腐化。在特权阶层控制下，苏联共产党越来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最后导致亡党亡国的结局。”

    许志新研究员认为，苏联失败的经济根源在于它的基本经济制度——计划经济制度。“社会统一计划与个人消费的对立对社会再生产产生了致命影响，使社会经济陷入危机循环，而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以猛烈的形式爆发出来，最终导致经济基础乃至整个苏联社会的崩溃”。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前所长李静杰研究员认为，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对抗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意识形态方面，它们互为“天敌”。要理解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对抗的内在动因，首先必须了解苏共相关的理论基础。苏美争夺和对抗集中在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军备竞赛3个领域。苏美对抗，以苏联失败而告终。苏联的失败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和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院长李铁映曾强调指出，认真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要通过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重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要深入持久地研究苏联解体的教训，建立中国“苏联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在一篇题为《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研究有一个大发展》的讲话中指出，俄罗斯、东欧和中亚，无论对世界，还是对我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地区。这就决定了我国的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研究在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瓦解，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但是，新的世界格局尚未形成，还处于一个动荡的过渡时期，尽管同原苏联相比，俄罗斯的国力相对削弱，但是，它仍然是世界大国，是多极世界中的一“极”。所以说，未来的世界格局是什么样，我国将面临什么样的国际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的发展前景。他说，现在，全面、系统和深入地研究苏联兴亡的历史，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新鲜材料，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境界，保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这是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一项光荣而又神圣的使命。

    ⑵ 体制转轨考察。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原苏联、东欧地区的国家体制转轨研究一直是我刊报道的主题之一。所谓体制转轨是指这些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变，即政治体制由原来苏联式的以一党执政、党政不分、议行合一为主要特征的“一党垄断的集权制”向西方式的以多党政治、议会民主、三权分立为主要特征的“多党议会民主制”转变；经济体制则是由中央计划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近5年来，发表的相关文章有：

    朱晓中：《“回归欧洲”：历史与现实》（2001.1）

    高德平：《东欧国家10年政治体制转轨》（2001.1）

    孔田平：《制度变迁与经济转轨——对苏联和东欧10年经济转轨的思考》（2001.1）

    徐坡岭：《中东欧与俄罗斯经济转型10年：对比与借鉴》（2001.1）

    林治华：《乌克兰经济转轨理论研究》（2002.2）

    戚文海：《经济转轨国家的国家创新体系评析——以俄罗斯为研究案例》（2005.5）

    宋　魁：《转型期的俄罗斯林业管理体制》（2002.6）

    庞大鹏：《论俄罗斯政治转轨的基本特征》（2004.3）

    何　卫：《对原苏东国家经济转轨进程中的若干问题认识》（2004.5）

    王　嘎：《试论中亚五国经济转轨中的社会结构分化》（2004.6）

    庞大鹏副研究员在学习、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原苏联东欧地区政治变迁的特点是从议行合一政体向三权分立政体的转变。他在俄罗斯政治转轨方向归纳出6点基本特征，并总结了3点经验教训。其中，6个基本特征是：①政治转轨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立法机构的重建；②立法机构重建必然经历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权限划分的阶段；③新宪法的制定与通过是政治转轨的里程碑。宪法法院的建立，标志着三权分立的国家权力结构建设的初步完成；④新宪法的通过，标志着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权限划分的完成。立法机构的重心由与行政机构争夺权力转向自身制度的完善，其特点是议会党团成为立法机构的运行方式；⑤立法机构职能的明确，促进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的完善；⑥以宪政制度的完善为核心的法制化是政治转轨的必然取向。作者认为，同西方国家的第三波兰民主化进程中其他地区国家的宪政发展道路相比，这些基本特征也是原苏东地区转轨国家共有的特点。作者在俄罗斯政治转轨方面总结的3点经验教训是：①权力斗争的核心问题，是政治精英在价值观上的冲突；②政治妥协精神是政治转轨中具有长远意义的问题；③社会经济基础是政治转轨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何卫研究员撰写的论文对原苏东国家经济转轨研究领域中以下4个国家颇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①原苏东国家经济转轨的理论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②10多年的转轨取得了明显的积极成效，但也使许多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③转轨成效的差异除了与初始条件有关以外，还与其他因素密切相连；④转轨进程的速度不外乎激进和渐进两种。这两种方式孰优孰劣，取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

    孔田平研究员在《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波兰案例》（2005.1）一文中首先对波兰实行的颇有争议的“休克疗法”进行了评价，认为“巴尔采罗维奇计划”为波兰建立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波兰经济转轨的成就与问题，并探讨了波兰经济转轨取得成功的奥秘。

    高歌博士在《东欧国家经济转轨与政治转轨关系》（2001.4）一文中认为，1989年后，东欧国家同时进行的经济和政治转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一方面，经济转轨的沉重代价不利于政治转轨的顺利进行，政治转轨期内的动荡局面妨碍、甚至延缓了经济转轨的开展；另一方面，随着双重转轨的推进，经济和政治转轨间又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的私有化为多党议会民主制提供了日益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制度的改变则强化了私有化和市场化的选择，多少缓冲了经济转轨的负面影响。因此，总的来看，经济转轨与政治转轨进程间往往存在一致性。

    李丹琳博士在《东欧国家十年转轨的社会代价与发展前景》（2001.4）一文中首先根据新近获得的资料说明东欧国家10年转轨付出了什么样的社会代价，并分析了导致高昂代价的历史和政策原因。文章同时指出，东欧国家在付出高昂代价后不仅完成了经济运行体制的转轨，也实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造，从而为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了新的基础。2000年，东欧首次实现整个地区的全面经济增长，出现了新的希望曙光。

    ⑶ 国家模式解读。苏联及原苏东地区国家，是指苏联以及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原苏联地区新独立国家和中东欧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模式研究也是我刊报道的主要任务之一。近5年来，发表的相关文章有：

    姜长斌：《新世纪初我们做些什么——展望我国下一步的“苏联问题”研究》（2001.2）

    邢广程：《强控制、模式功效递减规律和危机——苏联模式的一般思考》（2001.3）

    陈之骅、沈宗武：《制度创新与苏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形成、实行和变革》（2003.4）

    许　新：《转型国家私有化模式比较》（2003.4）

    俞良早：《“稳定”的取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2004.6）

    李述森：《荣耀与包袱——论帝国模式对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的影响》（2005.2）

    邢广程研究员在《目标偏移和结构缺陷——从系统的观点研究苏联模式》（2001.2）一文中，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全面分析和研究了苏联模式问题。他认为，所谓“苏联模式”就是指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推行的一整套理念、体制、方法和政策。它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极端型苏联模式（苏联模式A型）和改良型苏联模式（苏联模式B型）。作者不同意将苏联模式定义为“斯大林模式”，因为“斯大林模式”概念缺乏学术上的准确性。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载体是一种偏激的选择，苏联模式的目标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目标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违背的。苏联模式的系统结构存在致命的缺陷。作者认为，苏联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其集权性质，而在于其集权的“过度”性质，在于这种“集权”远远超越了社会所能够容纳和承受的范畴和界限，从而使苏联社会陷入了一种“权力笼罩”的状态。“非常权力”状态的生成和模式化，使正常社会走向“非常社会”状态。

    赵常庆研究员在《中亚五国社会变化与发展模式》（2001.1）一文中简要介绍了中亚五国独立后社会领域的变化及其原因、各国的社会发展战略、社会政策与实践，强调社会领域改革与发展经济以及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模式的必要性。中亚国家在制定社会发展模式时既考虑了苏联时期的做法、国家和民族传统，也借鉴了外国（如德国）的经验。他认为，中亚国家新的社会保障模式与以往的不同之处是：（1）资金来源不同；（2）资金使用方式不同；（3）允许多种所有制成分参与社会保障事业，破除社会事业由国家统管的做法；（4）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突出位置。

    ⑷ 经济问题探析。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经济形势、经济转轨、经济一体化、对外贸易以及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一向是我刊关注的重点。近5年来，我刊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例如，

    许　新：《普京道路的经济学分析》（2002.1）

    曲文轶：《从私有化的角度看俄罗斯：转轨危机》（2001.3）

    马蔚云：《俄罗斯经济现状及前景分析》（2001.5）

    马维先：《关于俄罗斯经济增长趋势》（2002.3）

    林治华：《乌克兰经济转轨理论研究》（2002.2）

    秦放鸣：《中亚经济一体化发展评析》（2002.1）

    李中海：《俄罗斯外债：经济增长背景下的隐忧》（2002.4）

    潘广云：《俄白经济一体化》（2004.1）

    何  卫：《对原苏东国家经济转轨进程若干问题的认识》（2004.5）

    刘　微：《俄罗斯个人所得税述评》（2006.1）

    李建民研究员在《俄罗斯私有化的进程与现状》（2003.1）一文中指出，俄罗斯经济转轨是一次深刻的变革，包括从经济制度到社会制度的全面重构和建设。私有化是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基本条件，在俄罗斯经济转轨政策中居于核心地位。通过实行私有化，俄罗斯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决定国家经济生活本质特征的国家所有制在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已得到彻底改造。俄罗斯已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但从新制度结构的行为能力看，这一基础尚不健全，对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高晓慧研究员在《俄罗斯经济增长中的结构问题》（2005.4）一文中指出，普京执政以来，虽然俄罗斯经济连续5年呈现正增长，但仍没有恢复到转轨前的水平。本文作者从经济结构的角度，即产业结构、内需和外需、生产要素、地区结构以及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对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进行分析，阐明了俄罗斯经济结构调整滞后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

    高德平研究员在《东欧国家十年来的国际经济合作》（2002.1）一文中指出，1989年剧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由于建立市场经济的需要，东欧国家实行对外全面开放，并积极开展最广泛的国际经济合作。这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加入或争取加入欧洲区域性经济组织，并加强同其成员国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二是创造优越的投资环境，广泛吸引外商前来投资；三是积极争取和充分利用外援。本文认为，在过去10年中，东欧国家在这3个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也出现许多问题。

    张红侠博士在《俄罗斯对外经贸发展战略及发展前景分析》（2005.5）一文中说，俄罗斯政府制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期纲要和至2010年的长期经济战略指出，对外开放是加快经济增长和结构改革的主要因素之一，俄罗斯对外经贸政策应该与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相一致，其主要任务是保证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实现出口商品的多样化和出口地区的多元化，加紧实施“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⑸ 国际关系阐释。2001年九一一事件使世界格局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撼，给本来就错综复杂的当今国际关系又带来了许多不确定因素。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从自身利益需要出发，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积极支持和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有关专家学者专心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对外政策变化以及这些国家的对外关系，其中包括它们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最近4—5年来，我刊及时发表了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例如，

    赵鸣文：《九一一事件后俄美关系的发展趋势》（2002.2）

    于学会、许涛：《美国军事力量进入中亚及其影响》（2002.3）

    成　宁：《美国在中地区的战略利益及美俄争夺该地区的新趋势》（2002.3）

    丛　鹏：《论俄罗斯的实用主义对外政策》（2003.3）

    夏立平：《21世纪美欧俄三边关系：能否超越地缘政治》（2004.1）

    赵龙庚：《浅析美国驻军中亚后的战略态势及其对我国安全利益的影响》（2004.2）

    李勇慧：《普京执政以来的俄日关系》（2004.3）

    赵会荣：《俄罗斯的多极世界构想与外交》（2004.5）

    李福川：《影响中俄石油管道项目的两个最重要因素》（2005.1）

    毕洪业：《俄罗斯地缘外交中的格鲁吉亚》（2005.3）

    吴大辉：《防范中的合作——俄罗斯关于中国崛起的心理图解》（2006.5）

    郑　羽：《北约东扩的历史由来——1985-1991年苏联、美国与东欧》（2005.6）

    张　振、宋建章：《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影响俄外交政策的实践探析》（2006.2）

    庞大鹏：《俄美关系中的车臣问题》（2006.2）

    许志新研究员在《普京时期俄罗斯对外战略解析》（2004.3）一文中认为，俄罗斯利用2001年九一一事件完成了战略调整，使俄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得到改善。他认为，现阶段俄罗斯的对外战略以确保大国地位为宗旨，它遵循三项基本原则：一是避免外部麻烦，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二是开展积极外交，避免在力量不足时发生严重损害俄罗斯利益的国际变动；三是致力于建立国际控制结构，以稳定现状。本文还分析了俄罗斯外交的基本利益目标，认为俄罗斯外交方面存在3个基本矛盾：一是地缘政治矛盾，二是确保独联体势力范围与独联体国家主权发展的矛盾；三是目标与手段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所产生的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被边缘化趋势，与其确保大国地位的努力相对立，对其构成严峻挑战。

    姜毅研究员在《俄罗斯与欧盟——新的合作伙伴》（2004.1）一文中总结了俄罗斯与欧盟经济、政治关系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并力图从双方的视角来探讨这种关系的性质。本文认为，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双方对问题的关注点不同，即所谓利益关切没有集中在同一点上。俄罗斯要求的是在欧洲事务中的位置、俄罗斯的影响；而欧盟关注的是俄罗斯的发展是否符合欧洲已有结构的“标准”。其二，双方的矛盾并不在原则性方面，而在许多具体问题方面，处理起来远比搭建宏观的原则性框架复杂和麻烦。

    顾志红副研究员在《评俄罗斯的新独联体政策》（2006.2）一文中认为，2005年8月26日举行的独联体喀山峰会是独联体发展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为维护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普京政府开始采取务实态度，着手推行新的独联体政策。这项政策核心是，俄罗斯将正视独联体地区多元化发展的现实，不再充当资助独联体国家经济、亏本提供能源的角色，不再着眼于阻止美国和欧盟势力进入独联体地区，更看重掌握制定游戏规则的话语权。

    孙壮志研究员撰写的《浅析21世纪中亚地区的安全格局》（2002.3）一文对21世纪中亚地缘政治形势和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化做出了基本判断，对可能影响中亚地区格局走向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预测了新世纪中亚安全形势的前景。中亚地区的稳定比较脆弱，容易受到不利环境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和冲击。作者认为，积极、有效的国际合作是避免冲突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必须重视与中亚国家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内的合作，参与该地区的国际竞争，明确本国在中亚的战略。

    朱晓中研究员在《双东扩的政治学——北约和欧盟扩大及其对欧洲观念的影响》（2003.2）一文中阐释了双东扩进程中各角色的利益构成，比较分析了北约和欧盟扩大的框架条件，阐明两者间的差异及其对各自扩大进程的影响。双东扩不仅对北约和欧盟新老成员国有直接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而且这两个组织的扩大对欧洲观念也产生重大影响。

    陆齐华博士在《美国地缘战略中的亚美尼亚》（2005.1）一文中认为，亚美尼亚独立后，因其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受到美国的高度重视。美国积极致力于加强与亚美尼亚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并力图使其成为美国对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战略的重要环节；亚美尼亚则在保持同周边国家关系，特别是同传统盟国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把发展同美国的经济合作作为改善自身经济状况和安全态势的重要手段。亚美尼亚和美国建交以来，尽管双边关系面临诸如纳—卡冲突、亚美尼亚和伊朗关系以及亚美尼亚和土耳其关系等问题的制约，但由于亚美尼亚在美国地缘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和双方关系的高度互利性的特征，亚美关系仍然得到了很大发展。

    柳丰华博士撰写的论文《乌克兰对外政策中的能源因素》（2004.1）以个案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形式，分析了能源这一特定因素对乌克兰外交政策的影响。乌克兰能源短缺及其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依赖俄罗斯能源供给的现实，使得乌克兰在实施“回归欧洲”政策的过程中，不得不为保障能源安全而顾及俄罗斯的利益和立场，因此在相当大程度上制约了乌克兰对外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正是由于诸多类似能源的因素的存在，致使恢复独立以来乌克兰一直奉行的“回归欧洲”、疏远俄罗斯的对外政策鲜有成效，并使乌克兰不得不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开展平衡外交，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在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利益。

    ⑹ 政治历史社会透视。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政治、历史和社会问题是我刊一向十分关注的重要领域。近5年来，我刊先后发表了不少相关作品。

    董晓阳：《俄罗斯宪法制度与时代特征》（2003.1）

    《新世纪俄罗斯宪法的演变趋势》（2003.2）

    张　颖：《保加利亚新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及其特点》（2002.5）

    包　毅：《转型时期俄罗斯总统选举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2003.5）

    高德平：《东欧12国现行违宪审查制度》（2003.2）

    薛福歧、李雅君：《俄罗斯政党制度及其改革》（2006.1）

    白晓红博士在《“俄罗斯思想”的演变》（2005.1）一文中指出，“俄罗斯思想”是指俄罗斯民族有史以来的全部思想的积淀，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体验和文化创造的集中体现。“俄罗斯思想”作为一个特定概念表达的是俄罗斯民族特有的、本质的精神因素。在“俄罗斯思想”中蕴涵着理解当代俄国问题的“逻辑钥匙”。“俄罗斯思想”经历了萌芽（15-19世纪上半叶）、形成（19世纪中叶）和发展（19世纪下半叶以后）等3个时期，每个时期都有其代表人物。

    吴伟研究员在《戈尔恰科夫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及其现实意义》（2003.5）一文中说，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1798-1883）是19世纪后半期俄国著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他从事外交活动的时期正是俄国处境艰难、发生急剧变革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外交思想及其进行的实践，围绕的核心就是如何在不利的情况下维护俄国的国家利益。他提出韬光养晦、养精蓄锐，树立起集中精力进行国内各项改革的对外政策大局观；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使外交摆脱或是少受意识形态思维的影响；运用灵活的策略手段，在对外交往中刚柔相济；对所确定的外交政策目标，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地付诸实现；并利用时机，提升俄国的国际地位，重新发挥其大国作用。戈尔恰科夫的外交遗产对当今俄罗斯提倡和推行国内优先战略和更加清醒、务实的对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董晓阳研究员撰写的《从俄罗斯政治力量消长看普京的核心地位》（2001.2）一文从俄罗斯政治力量消长及其社会思想基础等方面论述了普京政治核心地位的确立，并分析了普京推行新政特别是行政改革受阻是否会动摇普京的政治核心地位问题。就普京的政治核心地位是否确立做出判断，是研究俄罗斯未来走向十分重要的因素之一。普京执政时间短，政治力量消长仍处于动态之中，对有些问题难以得出结论。针对这种情况，本文采用比较的方法描绘普京时期与叶利钦时期的不同特点。

    程亦军副研究员在《俄罗斯人口危机及其发展趋势》（2005.2）一文中指出，俄罗斯社会目前正经历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并且还在不断加剧的非战争因素人口危机。全国人口灾难性地持续减少，人口自然增长率连续十多年呈负数，人口构成急剧老化，社会劳动力储备日益萎缩。这场危机将严重影响俄罗斯民族的生存能力和俄罗斯联邦国家的精神状态，同时还将严重制约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科技潜力、军事潜力的发挥，并不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其国际影响力。

    吴宏伟研究员在《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的人口与人口迁移》（2002.3）一文中认为，年轻的哈萨克斯坦独立以后面临着十分严重的人口危机，其主要表现为主体民族在全国总人口所占比重不到一半；大量居民由于各种原因迁离哈萨克斯坦；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面对这种情况，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鼓励国外的哈萨克居民返回哈萨克斯坦居住；推行积极的人口政策，等等。同10年前相比，哈萨克斯坦的人口状况与结构已发生了较大变化。

    2. 宣传“三个代表”思想

    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提出并论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映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意愿，体现了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时代精神，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强大力量，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继续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国家新的发展目标和行动纲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这次代表大会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定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编辑部及时发表了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结合自己的专业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共十六大精神体会的文章。这类论文主要有：

    潘德礼：《苏共先进性的丧失与苏联剧变：——学习三个代表”思想，对苏联剧变

原因再认识》（2001.6）

    潘　光：《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从苏联解体看“三个代表”的

重要意义》（2001.6）

    徐　恕：《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读苏联兴亡》（2003.4）

    邢广程：《苏共亡党教训的几点思考——学习十六大精神的体会》（2003.1）

    赵常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平等互利，共同发展：——学习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部分的体会》（2003.1）

    向祖文：《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学习十六大报告的体会》（2003.1）

    潘德礼研究员认为，苏联剧变的一个重要教训在于苏共放松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在思想方面，长期墨守成规，缺乏理论创新，把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共同规律看得过于简单，忽视吸取人类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在组织建设方面，戈尔巴乔夫以前各个时期的最大缺陷是缺乏民主，党的上层“垄断”权力和真理，压制不同意见，甚至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开展党内斗争。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组建改变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失去了民心，被人民所抛弃。潘光认为，苏联解体这一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党人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供了永存的反面教材。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存亡取决于执政党的核心领导及由其确定的指导思想。而“三个代表”则是衡量执政党指导思想正确与否的一把标尺。它也告诉我们：虽然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却并非能天然地、自始自终地坚持先进性质。

    邢广程研究员结合党的十六大文件的学习，对苏共亡党的教训提出了几点思考：第一个教训是，苏共没有解决好在贫穷落后国家取得政权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样一个重大的世纪难题。第二个教训是，苏共理论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偏差使自己在政治上付出了巨大代价。苏共的理论指导思想偏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激进主义；其二，教条主义和僵化，没有做到与时俱进。第三个教训是，苏联模式是苏联在极其特殊条件下所确定的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破除苏联模式的束缚是社会主义今后发展的重要任务。中共16大精神实际上就是我党破除苏联模式束缚的很好范例。赵常庆以中国与中亚五国的关系发展为例，阐述了他对党的16大报告中“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部分的理解，指出中国对待周边国家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策，收到了良好效果。党中央忠实贯彻邓小平的外交思想，真诚地、友善地对待邻国，并运用卓越的外交智慧，是中国顺利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的原因。作者概括了中国“与邻为善”政策对待中亚国家的五个表现，认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结晶和升华。

    向祖文编审在学习党的十六大报告体会的文章中指出，马克思晚年将唯物史观辩证地运用于俄国问题研究，形成了其关于俄国道路的著名设想：俄国有可能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历史灾难，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性文明成果。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俄国面临的国际国内新形势，倡导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斯大林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使苏联脱离了世界文明大道。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正确对待资本主义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江泽民同志发扬与时俱进的精神，从对当今时代特点的具体分析出发，提出要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3. 拓展报道领域。

    ⑴ “三股势力”论析。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反恐”斗争。我国学术界对原苏联地区，特别是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三股势力”——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进行研究、探讨。在这方面，先后发表了如下有关“三股势力”的文章：

    张来仪：《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2001.5）

    赵龙庚：《从世界民族分裂主义看车臣危机》（2002.2）

    王冠宇：《车臣伊斯兰极端势力迅速膨胀的根源》（2003.2）

    张　杰：《俄罗斯的恐怖主义犯罪及反恐措施》（2004.1）

    苏　畅：《九一一事件后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重组》（2005.2）

    徐浩淼：《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概念阐释》（2006.2）

    陈联璧研究员在《三个“极端主义”与中亚安全》（2002.5）中论述了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内涵和界定标准，指出这三个“极端主义”是当今世界上不少地区冲突和战乱的重要根源之一。近几年来，民族极端主义、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这三股恶势力在中亚地区合流，挑起塔吉克斯坦内战，制造绑架、暗杀、爆炸等一系列恐怖活动，破坏中亚国家社会秩序和威胁地区安全，影响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进程。2001年美国发生九一一事件后，中亚国家积极支持美国“反恐”战争。美俄在“反恐”方面的合作，消除国际恐怖主义头目本·拉登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以及推翻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权塔利班，这都有助于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

    马勇副教授在《初论中亚的反恐怖主义斗争》（2003.6）中认为，九一一事件以来，中亚的“反恐”更加有利。然而，中亚国家内部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如对恐怖主义认识模糊、经济政治形势不容盲目乐观、民族和领土纠纷隐患严重等，同时，外部形势仍然严峻，如直接诱发和激化恐怖主义的因素存在、“反恐” 合作中不利因素也日渐突出以及恐怖主义问题有可能被外部势力利用等。因此，中亚的“反恐”斗争依然任重道远。

    李雅君副研究员撰写的《车臣问题——普京执政的契机与挑战》（2005.4）一文分析了车臣问题对确立普京执政地位的特殊作用，概括了普京的车臣政策以及普京执政以来车臣局势的演变。作者认为，普京对车臣政策的基本点是：①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解决为辅；②不同任何车臣非法武装分子谈判；③培植、依靠车臣人中的亲俄派管理车臣内部事务。普京的车臣政策在显示国家权威方面达到了预期目的，但却没能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能否在短期内取得反恐胜利，是普京在其第二任期内面对的一道难题。

    ⑵ “颜色革命”研究。2003年11月、2004年12月和2005年3月，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反对派利用本国总统或议会选举之机，借口“选举舞弊”、“选举不公”，煽动部分民众将国家原领导人赶下台，开始掌权执政。国内外一些新闻媒体将这种情况称为“颜色革命”。我刊对此予以足够重视，并进行了充分报道。从2004年起，发表的相关文章有：

    李　兴：《乌克兰“橙色革命”：内外因素及其影响分析》（2005.4）

    张　宁：《吉尔吉斯斯坦“颜色革命”中的选举因素》（2005.5）

    许　华：《“颜色革命”背景下媒体之争与俄罗斯形象问题》（2005.6）

    林治华：《“颜色革命”爆发的经济学分析——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转轨经济比较（2006.1）》

    吴大辉：《美国在独联体地区策动“颜色革命”的三重诉求——兼论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

架构下抵御“颜色革命”当务之急》（2006.1）

    潘志平、胡红萍：《中亚将何去何从——颜色革命，还是“反恐”》（2006.2）

    曾向红、杨 恕：《社会运动理论视觉下的“颜色革命”》（2006.2）

    这些文章对上述国家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问题的概念、发生原因以及后果、影响进行了一定探讨和研究。

    关于“颜色革命”的概念，张宁博士认为，所谓“颜色革命”，是人们对发生在一些独联体国家的政权更迭方式的称谓。在这些国家的议会或总统选举过程中，由于游行示威者头上和胳臂上都戴着与其国家盛产的鲜花颜色相同的丝巾或标志，因此人们便把这种在野的反对派通过组织群众示威游行而取得政权的行动命名为“颜色革命”。

    关于发生“颜色革命”的原因，作者们分析了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总的看来，内部因素是由于经济状况不好，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引起一些人强烈不满，反对派抢班夺权；外部因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称霸世界，挤压俄罗斯的活动空间，资助、煽动独联体国家的反对派推翻现政权，扶持亲西方势力。

    由于格、乌、吉三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其内部因素也有差异。乌克兰（以第聂伯河为界）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西部经济比较落后。“由于（历史上）长期分割而形成强烈的亲西方情绪，对俄罗斯没有好感”，这里的居民自然拥护亲西方的总统候选人尤先科。亲俄罗斯的总统候选人“亚努科维奇在大选中休假，失去了利用现有行政资源的机会”，“一部分亚努科维奇的支持者由于种种原因而转向”。这样，随着尤先科在大选中获胜，“橙色革命”在乌克兰获得成功。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之后大力推行民主制度，曾被称为独联体国家中的“民主指导”。然而，在该国，“民主发展超过了社会和经济发展，因而产生了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最终引发社会爆炸”。此外，阿卡耶夫时期某些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和家族统治，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这也是引发群众不满的主要原因。

    吴大辉研究员认为，美国在独联体地区策动“颜色革命”体现了三重利益诉求：追求“绝对安全”、“扩展民主”和攫取区域内的油气控制权。“颜色革命”直接导致俄罗斯对“变色国家”影响力的急剧下降，俄罗斯也成为美国策动新的“颜色革命”的潜在目标。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已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抵御“颜色革命”的主要平台。中俄两国开始站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高度来看待“颜色革命”问题。

    4． 狠抓编校质量

    最近4—5年，编辑部更加注意刊物质量。早在1999年年初，编辑部在《走进一九九九——新年寄语》中就曾指出，“作为一本学术刊物，一定要以党的15大对新闻出版工作提出的‘加强管理、优化结构、提高质量’的总要求，进一步搞好刊物的定位。今后，我刊要把国际理论和国际战略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在继续抓好对现实问题进行宏观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的同时，把重点转向基础研究，加强学科建设，全面实施精品战略，力争每期都有几篇言之有物、论之有据、充满改革创新精神的重头文章，不断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

    ⑴ 邀请专家讲课

    刊物是人编辑的，要想创办一流刊物必须拥有比较精干的编辑人员。长期以来，编辑部一直注重编辑队伍的建设问题。目前，编辑部共有6位编辑。其中，具有正高职称者3名，副高职称者两名（6人中获博士学位者4人）；从年龄结构看，30-40岁的3人，50来岁的1人，60岁以上的两人。这是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学者型编辑队伍。大家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分工合作，较好地完成了每一期的编辑工作。为提高编辑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编辑部不断邀请造诣高深的编辑专家给大家讲课并解疑释惑。自2001年以来，像这样的讲座就举办了3次。目前，研究所领导和编辑部负责同志正采取措施，为进一步提高编辑人员的业务能力和真正实现编辑队伍年轻化而努力。

    ⑵ 打造一流刊物

    要打造一流刊物，必须严把政治、学术质量关。在政治方面，编辑部一直把党的方针政策作为衡量稿件能否发表的唯一标准。对于涉及俄罗斯、中亚等周边国家的稿件更加谨慎，要看它是否符合党的16大提出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以及“睦邻、安邻和富邻”的精神。在学术方面，要看来稿是不是俄罗斯、中亚和东欧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有无一定理论深度，是否达到编辑部提出的“选题新颖、内容充实、论证严谨、层次清楚、阐述明晰和文字简练”的要求。

    ⑶ 加强岗位责任制

    ① 仔细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一本刊物的质量如何，最终取决于编辑的加工水平。因此，编辑部要求每个编辑人员对拟发表的稿件，进行认真、细致的加工，力求使每一篇文稿都能真正反映《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的独特风格和水平，做到在推敲观点上，坚持慎之又慎；在调整结构上，突出主题，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在增删材料上，细致考证，认真核对，删繁就简，毫不马虎；在锤炼语言上，精心修饰润色，使语法、逻辑、修辞合乎规范，达到正式出版标准，然后填写稿签，并认真负责地写出推荐发表意见。

    ② 认真校对清样。为了保证刊物的出版质量，编辑部采用个人校对与相互校对相结合、人工校对与技术校对相结合以及编辑校对与专家审读相结合的办法，反复校对，力求使差错率不超过国家新闻出版署规定的万分之一。具体地说，就是建立岗位责任制，每个编辑人员对于自己负责编辑的稿子至少校对两次。到第三校清样出来，两人一组互校对方的清样。第四校清样出来后。由专人负责进行电脑“黑马”校对。第五校清样出来后，请1—2位资深专家审读全部清样，再次从政治和学术上审查、把关。第六校清样出来后，由专人负责校对，并同印刷厂打字员合作，逐一修改为数不多的几个错误。至此，定稿发排。这些编辑工作制度，精细的行政管理手段还只能管出条理和秩序，而不能管出生机与活力。起统摄作用的是思想，是刊物的编辑思想。是否可以这样说，稿件是硬件，而编辑思想是软件。软件才是一种规范，一种秩序，一种机制，才能借以把全体编辑和整个刊物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释放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从而把刊物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③ 编纂《编辑技术规格》，使编辑工作长期有所遵循。根据国家和有关部门关于图书、报刊编辑、校对和出版工作的法规以及长期的工作实践，2004年1月，编辑部编印了《编辑技术规格》的小册子（见图片栏）。这本小册子共分20部分。其中包括，对稿签的基本要求，对文稿编辑的要求，标题的拟定要题文相符，文稿中的术语前后必须统一，关于缩略语，表格，注释，引文，标点符号，复合量词，计量单位，数字用法，以及编辑校对符号及其用法，等等。这本小册子内容丰富，文例结合，通俗易懂，对于规范编辑工作和培养编辑人员都有实用价值。这本小册子曾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的肯定和表扬。遵照该局领导的指示，加印了100册，由院科研局推荐给全院其他编辑部参考、使用。

    ⑷ 进一步改版和增容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科建设的发展，科研队伍的壮大，学术论文的增加，刊物原先的容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学术界的需要；同时，全国学术期刊的版面形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刊物原来的版式也与国家级学术大刊的地位越来越不相称。鉴于这种情况，刊物从2001年起再次增容并改版，由原先的16开本改为大16开本，字数由原来的16万字增加到18万字。同时，对刊物的印刷和装帧进行多方面改进，使版面的设计更加美观，封面由过去的普通版变成157g.铜版；内文由过去的国产胶版变成70g. 胶版。过去封面色彩单调，没有图案；改版后的封面呈浅蓝色，封面正中间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办公大楼的图案：一栋古朴典雅，又颇具西方韵味的二层楼房，两株银装素裹的青松分立大门两旁，给人以庄重严肃、静谧清幽的感觉。仅封面设计编辑部的同志就数十次往返于设计师与编辑部之间，反复推敲，征求意见，直到满意。由著名书法家陈伯希先生题写的刊名《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遒劲有力，洒脱美观，为刊物增色许多。为使国外读者阅读方便和了解刊物内容，从2000年起，刊物每期都增加了英文目录以及重要论文和文章的英文提要。从学术界的反馈情况看，刊物的改版和增容非常及时，取得了巨大成功。

    5. 编辑工作自动化

    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编辑部把办公书务自动化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编辑部拨出一定资金为每个工作人员配备了电脑等自动化设备，派来人到院里计算机培训班学习。现在编辑部基本采用Email方式传递稿件、登记稿件、编辑加工稿件，既快捷又方便，大大提高了编辑工作效率。从2002年起，编辑部又引进了“黑马”电脑校对技术，作为人工校对的辅助手段，提高了校对速度，降低了差错率。

    6. 扩大国际影响

    我国“入世”后学术期刊向国际化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为适应这种新形势，近年来，编辑部要求全体编辑人员树立全球视野和开放意识，直面俄罗斯、东欧中亚学术研究领域最重大、最前沿的课题，反映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现代国际性学术期刊的结构性配置是多向的。其中有纵横交错的网络式结构，也有线性垂直的纵向结构。从刊物的结构性来说，《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基本上是属于前者。在横向方面，该刊的内容涉及原苏联、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和地区，从学科看，该刊包括经济、政治、外交、理论、文化、军事、民族、宗教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在纵向方面，本刊开设有历史、人物志等栏目，其研究对象涉及上述有关国家的断代史、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题史。同国际斯拉夫研究方面的权威性杂志相比，本刊的栏目设置远远超过它们，其总体结构也较为复杂。

    为提高刊物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有利对外学术交流，扩大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近年来，刊物比较注意与国际惯例接轨。比如，在维护知识产权方面，坚决拒绝已在其他刊物发表的稿件，作者的论文在刊物一经发表，版权即归我刊所有。编辑部的同志积极利用出访的机会宣传刊物，让更多的国外学者知道这份刊物。刘庚岑教授在吉尔吉斯斯坦进修期间专门为《比什凯克晨报》提供刊发吉尔吉斯斯坦领导人的《东欧中亚研究》杂志，扩大了刊物的受众面。刊物还同俄罗斯、日本、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学术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换关系，国际影响日益扩大。目前，这份刊物的国际订户达50余份。

    编辑部要求全体编辑人员要站在世纪的发展高度，积极推动中国学术研究走向世界。为此，我们重点抓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反映中国的东欧中亚问题研究状况时，努力做到把高、精、尖的“产品”推向世界，让世界学术界了解中国。编辑部经常组织一些重大学术、理论问题的讨论，组织撰写一些具有创新性、科学性的学术论文，把讨论纪要和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如，《建国初期中苏两国的龃龉和矛盾及其历史渊源》、《“学习邓小平理论，评析叶利钦时代”学术讨论会纪要》等。1999年10月中苏中俄建交50周年，在全所科研人员和全体编辑的共同努力下，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活动。李铁映院长为《东欧中亚研究》题词：“庆祝中俄建交50周年”。江蓝生副院长和俄驻华大使罗高寿在“庆祝中俄建交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编辑部写了研讨会侧记，并把这些文献发表在当年第5期的《东欧中亚研究》上，对提高刊物的社会知名度和加强中俄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是积极介绍和引进国际上对东欧和中亚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让中国学术界了解世界。近年来，刊物发表和移植了一些国外政要、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章，介绍各种思想理论和学术观点。这类文章主要有：

    〔日〕田畑伸一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和经济改革》（1994.6）

    〔日〕村上隆：《日俄关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1994.6）

    〔吉〕M.伊马纳利耶夫：《中亚：区域合作与外部世界》（1996.2）

    〔乌兹别克斯坦〕A.哈希莫夫：《伟大的丝绸之路》（1996.5）

    〔吉〕阿·阿卡耶夫：《丝绸之路外交》（1999.2）

    〔俄〕罗·麦德维杰夫：《叶利钦时代的终结》（1999.3）

    〔波〕米·科夫斯基：《波兰当前的危机及其克服途径》（2000.6）

    〔日〕岩下明裕：《中俄边境地区合作：挑战与机遇》（2003.2）

    〔俄〕罗·麦德维杰夫：《苏联为什么解体》（2004.1）

    〔俄〕安·米格拉尼扬：《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社会与国家三者

关系的分析探讨》（2003.5）

    〔俄〕К.С.哈吉耶夫：《后苏联空间》（2006.2）

    编辑部的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出访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同这些国家的知名人士座谈，回国后，把这些座谈内容整理成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做到“知己知彼”，“洋为中用”，使刊物成为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其中，常玢同志对哈萨克斯坦总统苏丹·纳扎尔巴耶夫的访谈，对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副部长奥斯马纳利耶夫的访谈，对阿塞拜僵外交部部长维拉亚特·古利耶夫的访谈，就是在这方面做的有益尝试，活跃了版面，丰富了刊物的内容。

    学术期刊国际化还要求编辑人员具备和提高适应国际交往和竞争需要的能力和素质，包括外语应用能力、跨文化沟通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创新能力、继续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7． 近年工作重点

    ⑴ 落实中央“5.19”会议精神。2005年5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了一个“根本要求”，即：“要做好哲学社会工作，最根本的是必须把握好两条，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积极推进理论创新”。编辑部多次召开会议，认真学习和讨论总书记的讲话，并认真贯彻到编辑工作的实践中去。在政治方向上，由于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一部分人中间引发了“社会主义危机论”、“共产主义渺茫论”。为了批驳这些极端错误的思潮，我们旗帜鲜明地组织发表了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撰写的研究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苏东剧变的原因和实质，有理有力有据地批驳了西方资产阶级和国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的谬论，证实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⑵ 实施精品战略

    随着全社会刊物质量的普遍提高，刊物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编辑部在常玢同志的主持下，于1999年8月间提出了“办一流刊物，出时代精品”的口号，强化了精品意识和竞争意识，为刊物在已取得成绩的基础上跃上新台阶指明了方向。由于指导思想明确，为刊物日后的健康发展和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⑶ 进一步明确刊物定位

    在保持高品位、高技术的基础上，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出研究所科研骨干的力作或重大课题的浓缩篇，为研究工作者提供一个展示才能的舞台，使刊物充满鲜明的个性和时代特征，真正成为“国内一流、国际上有影响”的刊物精品。

    ⑷ 充实稳定编辑队伍

    办一流刊物，一定要有一流的编辑队伍。一支责任心强、甘于奉献的学者型编辑队伍，才能真正担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历史使命。随着时间的推移，编辑队伍人员老化的现象比较突出；随着课题制的实施，编辑人员待遇偏低的现象日益明显；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编辑人员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现象相当普遍。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编辑部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①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素质；②尽可能地提高编辑人员待遇，稳定编辑队伍；③调整编辑人员年龄结构，挑选一批中青年同志充实到编辑队伍中来，逐步形成了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编辑队伍。通过抓刊物的社会定位，办刊方向进一步明确，刊物质量明显提高，社会效益显著。通过抓队伍建设，编辑队伍更加巩固，人员结构趋于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