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历程（之四）

《不平凡的历程》之四

      二 领导和同仁支持

    （一）所内室处支持

    这些年来，科研处、各研究室、图资室和职能部门对编辑部的工作也给予了很大支持。一是各研究室主任带头撰写论文，把学术精品奉献出来，同时，还在室里积极为刊物组稿，帮助青年学者提高写作水平，并协助编辑改稿、审稿，对一些专业性较强，政治敏感度较大，编辑人员拿不准的稿件，就请所、室专家学者审读，把关。他们都很热情认真，这使编辑工作得以顺利开展。二是经常给编辑部献计献策，帮助编辑部改进工作。三是科研处和各研究室经常与编辑部联合召开各种学术讨论会，对学术繁荣起到很大推动作用。四是各职能部门积极支持编辑部的工作。财会部门对编辑部的经费拨款、稿费发放等工作也尽可能提供帮助。司机班经常为编辑部的各项活动出车，随叫随到，有求必应，对编辑部工作给予很多支持。

    （二）借鉴他刊经验

    编辑部经常走向社会，向兄弟单位学习取经，博采众长，力争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精”。编辑部的同志曾访问过《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杂志编辑部以及本院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经济评论》、《西亚非洲》、《美国研究》、《拉丁美洲研究》、《欧洲》、《日本学刊》、《当代亚太》、《南亚研究》、《世界历史》等国际问题刊物编辑部，认真学习它们的办刊经验，取长补短。同时，编辑部还走出京都，面向全国。1996年5月，编辑部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由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向祖文同志专程赴上海，访问了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国际观察》杂志编辑部，访问了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今日东欧中亚》杂志编辑部，访问了上海社会科学院中西亚研究所和《欧亚观察》杂志编辑部以及上海的《编辑学刊》杂志编辑部，对扩大利物影响、加强横向联系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2000年12月，由编辑部牵动头邀请《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美国研究》、《日本学刊》、《拉丁美洲研究》、《西亚非洲》等近10家的编辑部主任共同探讨国际类期刊的编辑、出版、发行问题。院科研局期刊处的负责人应邀出席。社科院《院报》对此做了专门报道。在2003年8月召开的社科院期刊工作会议上，与会者围绕把握正确导向，让期刊成为推动先进文化发展的前沿阵地这一主题展开热烈讨论。编辑部主任常玢在大会上做了主题发言，就刊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问题同与会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此同时，也从其他单位的办刊实践中吸取许多有益的经验。通过这些活动，调查了科研发展动态，交流了办刊经验，，打破了坐堂编刊的局面，在开门办刊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所级领导重视

    在过去25年里 ，这份刊物之所以能够与时俱进，健康发展，渐趋成熟，日臻完善，其根本原因是研究所领导班子重视刊物，积极支持，大胆管理。研究所历届领导一直坚持认为《东欧中亚研究》是一本国家级学术理论刊物，是研究所的一个学术窗口，它代表研究所的科研和学术水平，因此，必须竭尽全力把它办好。这些年来，所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在办好刊物方面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抓刊物的政治方向。历届书记和所长、主编亲自和编辑部同志一起研究办刊方向和办刊方针，经常到编辑部和同志们座谈，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与编辑部同志一起指定刊物的学术规划和发展战略。二是把刊物作为研究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常提到所务工作的议事日程。所领导每年都要召开一两次会议，听取编辑部主任的述职和工作汇报，研究刊物的选题和出版计划，研究刊物如何走向社会化和市场化的问题。所党委还委派一名副所长专门主管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国际期刊的发展规律和社会定位问题以及编辑出版工作中的各种具体问题。三是经常给编辑部出主意、想办法，努力提高刊物的质量。四是抓规范化管理，把刊物推向市场。为引进竞争机制，探索刊物的良性循环、自我发展的新机制，所里成立了“东欧研究杂志社”，对刊物的选题、组稿、审读、印刷、出版、发行、成本核算的全过程实行统一管理，减少中间环节，在保证刊物社会效益的同时，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四）院级领导关怀

    刊物长期以来取得的成绩既包含着编辑人员的辛勤劳动，更凝聚着院科研局期刊管理处和审读专家的心血和汗水。院期刊管理处经常在办刊的方向上进行把关，在提高刊物质量方面给予具体的指导。特别是科研局组建的期刊审读专家小组对刊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这些年来，审读专家不辞辛劳，对刊物坚持审导向、审宗旨、审质量、审秩序，认真写出审读意见，并转到编辑部供编辑人员参考。审读专家小组每次评刊会议召开以后，院科研局都要把会议精神编成简报发下来。编辑部从这些审读专家的评论中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编辑思想、知识和经验，增长了才干。在这些审读专家的支持和关怀下，刊物才由当年的“丑小鸭”逐步成长起来，逐渐走向成熟。

    另外，社科院每年一度的期刊工作会议，对刊物把握正确的政治导向、理论导向也和学术导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编辑部还利用难得的机会学习其他刊物的办刊经验，使刊物始终处于学科前沿，保持应有的学术品位。

    三　刊物获奖和社会评价

    （一）刊物多次获奖

    在办刊实践中，编辑部紧紧抓住政治质量、学术质量和编辑质量这三个重要环节，把政治质量作为刊物的灵魂，学术质量作为刊物的基础，编辑质量作为刊物的保障。办刊是一种群体行为，既要有强大的作者群体和广大的读者群体的支持，更要有一个学风正派、团结互助、锐意创新的编辑群体。经过25年的发展过程，以反映俄罗斯东欧中亚最新研究成果为主要任务的《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已成为这一研究领域最有影响、最具权威性的国际问题刊物之一。

    经过编辑部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连续三届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期刊一等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类期刊唯一一份连续获此殊荣的刊物。

    1． 1999年，刊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期刊评奖活动中荣获优秀期刊奖（首届未设一等奖）。

    2． 2001年，刊物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确认为“双效期刊”，入选中国优秀期刊方阵（为中国社科院入选的4种“双效期刊”之一）。

    3． 2002年，刊物在社科院第二届优秀期刊评奖活动中获一等奖。

    4． 2005年，刊物在社科院第三届优秀期刊评奖活动中再次获一等奖。

    5． 2005年，刊物获国家百种重点期刊奖。

    （二）社会综合评价

    由于刊物内容丰厚，论述精辟，学风严谨，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刊物发表的文章或被国内外学术期刊大量转载，或为国内外学者广泛引用。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杂志转发了刊物的大量文章，刊物的权威性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清华同方知网、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估中心、万方数据——中国核心期刊数据库均把《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作为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在日常编辑工作中，编辑部经常收到全国各地读者的来信，这些来信既有鼓励、鞭策和支持，也有批评、建议与指导。这些来信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编辑部把刊物办得更好。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新明教授在来信中写道：

    “编辑同志：

    我作为专门从事东欧中亚问题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是《东欧中亚研究》期刊的忠实读者，从中得到大量的信息和启示。作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国家级学术理论刊物，它反映了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理论、历史、文化、军事、民族等各个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综合性、学术性、政治性和现实性方面具有鲜明独特的风格。根据我的体会，《东欧中亚研究》是国内本专业各种刊物中质量最好、品位最高、最有权威的一个刊物。将近20年来，该期刊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发表了许多好文章，推动并引导了本学科的深入发展，培育和扶持了一批专业科研人员。可以说，许多科研人员业务的提高和成长，都或多或少得益于这个刊物，而且往往以能够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而感到荣幸和自豪。特别是近几年来，期刊在思想性、学术性和栏目编排方面又有很大提高，更增加了它的学术品位和审美感，使人感到更加亲切。”

    山东潍纺学院的徐隆彬教授在来信中说：

    “尊敬的编辑老师：您好！

    我曾是贵刊的一位积极撰稿人，从1988～1995年的8年里，我在贵刊上发表的有关苏共而主要是列宁研究方面的文章有7篇，作为外地的一名作者能在贵刊上发表这些文章我想应该算是多的了。对于贵刊的厚爱我始终不敢忘记，尤其令我感动的是，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学术界对列宁的研究已呈萎缩之势，贵刊也很少再用这方面的稿件，但我投稿贵刊的这类稿子却仍能屡屡中的，于是我便很自然地将贵刊看成了对我格外扶持的恩师。事实上，作者对他经常投稿的报刊是会产生很深的感情和很强的向心力的，不然当年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火星报》、陈独秀的《新青年》也就不会集合起那么多的同仁而形成那么大的力量了。因此，今天当我给您写这封信的时候，不仅没有感到自己是怎样冒昧和唐突，反而一提起笔就想向您倾诉衷肠了。”

    四　举办学术研讨会和编委会议

    刊物自1981年创刊以来，围绕办刊方针和苏联、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外交形势的变化以及改革和转轨的发展情况，编辑部主持和召开各种学术研讨会、座谈会和编委会，根据有关议题组织笔谈，并在刊物上开辟专栏或以综述的形式发表。这些学术研讨会大多紧紧围绕时局的变化，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代特征，对苏东学科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

    1982年5月14至18日，《苏联东欧问题》和《世界经济》两个编辑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北京和一些重点省、市12个单位的56名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和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有关精神的指导下，主要围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一主题，着重从理论上对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展开讨论。参加会议的同志们普遍反映，这次会议讨论内容重点突出，理论色彩比较浓厚。在所讨论的问题上，有的观点趋于明朗，有的认识接近统一。这为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和讨论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提供了较好的基础（载《苏联东欧问题》1982年第4期）。

    （二）“苏联农业落后的原因”笔谈会

    长期以来，苏联的农业一直是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尽管苏联领导人采取了各种措施想扭转农业落后的局面，但收效甚微。中国学者对苏联农业问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工作，然而究竟苏联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在哪里，对这个问题还不是很清楚。为了推动对苏联东欧问题的深入研究，《苏联东欧问题》编辑部从1983年第3期开始增设“专题讨论”栏目。从这一期开始讨论“苏联农业落后的原因”。在这一期有4 个学者发表了看法：葛霖生《苏联农业长期落后的原因何在》、张康琴《试析苏联农业落后的主要原因》、周新城《关于苏联农业的两个问题》、孙振远《农业是安德罗波夫棘手的大问题》、姜长斌《根本问题在于劳动者同自身产品的隔绝》。1983年第4期刊物就苏联农业落后的原因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发表看法的学者是：牛若峰、王德根、方群、李仁峰、蔡沐培、陆南泉、陈才、丁泽  、郑允海、王树桐、叶灼新、戈宁、乔木森、陈义初（载《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3、4期）。

    （三）“苏联经济理论问题”讨论会

    1983年7月14至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问题》编辑部、《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参》编辑部、《经济研究资料》编辑部、全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编辑部和苏联经济研究会，在北京联合发起和组织了“苏联经济理论”讨论会。发起和组织这次讨论会的目的在于交流研究成果，推动对苏联经济和经济理论的研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改革提供一些有益的经济和教训。应邀参加讨论会的有来自全国22个单位的科研人员、实际工作者和有关大学的任课教师，共50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教授在会上做了《进一步深入开展对苏联经济问题的研究》的报告。会议重点讨论了“关于进一步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要性问题”、“关于苏联的所有制理论及其演变问题”、“苏联学术界围绕所有制问题的争论”、“对苏联所有制理论的初步评价”、“苏联经济战略”等问题。讨论会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注重理论联系实际，贯彻了百家争鸣的方针。整个讨论会，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虚心探讨，生动活泼，圆满地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载《苏联东欧问题》1983年第5期）。

    （四）“安德罗波夫时期的苏联经济问题”座谈会

    1984年4月3日，《苏联东欧问题》编辑部邀请国家计委计划经济研究所、国家劳动人事部劳科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所、世界经济与政治所、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所等单位的有关苏联问题研究人员，就安德罗波夫时期的苏联经济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安德罗波夫时期的苏联经济改革和经济理论问题。讨论中，有的同志还对苏联、东欧国家可能出现的经济改革趋势作了展望，对安德罗波夫时期的苏联工资政策、农业集体承包制等做了介绍和评价，还有的同志对苏联经济的发展潜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载《苏联东欧问题》1984年第4期）。

    （五）“对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基本看法”笔谈会

    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召开后，《苏联东欧问题》编辑部组织了一次笔谈会，邀请国内部分学者撰文发表对六月全会的看法，以便交流观点，推动研究。在笔谈中有学者认为，这次全会提出的改革方向有突破以往改革的框框，实现模式性转变的可能。因此，对这次全会的意义不可低估。这次提出的改革路子有以下三点与过去不同：一是将指令性计划管理原则改为指导性计划管理为主的原则。二是企业有权指定并批准5年和年度计划，自筹资金，自己承担经济责任。三是配套措施也将得到根本改革。这些原则如真能贯彻，则苏联经济体制确实将发生质的变化。当然，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载《苏联东欧问题》1997年第5期）。

    （六）“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学术讨论会

    1988年6月6~7日《苏联东欧问题》杂志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室在北京联合举办了“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学术讨论会。来自北京24个单位的45名专家学者、高等院校教师和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以下三个问题：1. 关于苏联东欧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个题目下，与会人士就戈尔巴乔夫当年提出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既不是为苏联发展阶段下的定义，又不能以此来证明苏联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2. 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划分及其依据。有学者认为，确定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不能只看一个标准，而应看综合标准。但在综合标准中，应有一个主要标准，即生产力发展水平标准。3. 关于超越阶段思想。有学者认为，从苏联的历史经验来看，超越阶段的主要表现是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载《苏联东欧问题》1988年第4期）。

    （七）“俄罗斯经济形势”研讨会

    1995年8月3日，《东欧中亚研究》杂志编辑部与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室联合召开会议，研讨俄罗斯1995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应邀参加会议的有中联部、外交部、新华社、对外经贸部、中央党校、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东欧中亚研究所和俄罗斯研究中心等单位30多名专家、学者。会上有学者指出，在讨论俄罗斯的经济形势时，经常提到“谷底”这个概念。所谓“谷底”，是指一个国家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最低生产量。在不同的国家和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这个生产量是不等的。因此，在经济危机时期，与生存关系密切的生产部门最先达到谷底并且率先开始复苏，其他部门随后陆续到达谷底，有的可能复苏并逐步走向繁荣，有的可能被淘汰。所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一次全面大滑坡以后，整个经济下滑的速度呈递减趋势（载《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5期）。

    （八）“俄罗斯和中亚五国政治形势”研讨会

    1995年10月13日，《东欧中亚研究》编辑部主持召开会议，研讨俄罗斯和中亚五国政治形势问题。应邀参加会议的有中联部、新华社、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北京外国问题研究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等单位20多名专家、学者。讨论中，有学者指出，政治斗争的赌注往往是变幻不定、令人困惑的。政治局势的走向往往带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偶然的突发事件一旦触及社会中枢的脆弱神经，就会使政治局势的基本走向发生逆转或倾斜。在研究和分析俄罗斯政治局势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载《东欧中亚研究》1995年第6期）。

    （九）《东欧中亚研究》编辑部召开中青年学者座谈会

    1996年5月15～20日，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在上海召开年会。会议期间，《东欧中亚研究》编辑部主任邀请与会的中青年学者就刊物的办刊方向、选题组稿、报道重点、栏目设置和未来发展等问题进行座谈。会上，学者们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1. 《东欧中亚研究》的质量在不断提高。这是一本国家级学术刊物，它能把本学科一些名家的优秀学术成果吸引过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2.要坚持正确的办刊方针。既要贯彻“双百”方针，允许各种不同意见的争鸣，但又不放任自流，要进行正确引导。3. 要处理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刊物要进一步加强理论性和学术性。4. 办好“历史”栏目。编发历史稿件要注意其延续性，不能仅限于研究苏联现代史，同时也要兼顾十月革命以前的历史，不能割断历史。5. 要把刊物办得更活一些。要办好探索和争鸣栏目，选题可以更多样化一些（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4期）。

    （十）“俄罗斯总统选举及政局走向”笔谈会

    1996年7月8日，中国东欧中亚学会政治研究中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召开了“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和未来政局发展趋势”研讨会。来自外交部、中央编译局、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北京国际友好联络会、北京大学、军事科学院、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国防大学、《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等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2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同志围绕会议主题展开热烈讨论，发表了各种看法。同时，《东欧中亚研究》编辑部也组织了一批分析研究这个问题的稿件。编辑部决定组织一次笔谈，将上述专家学者的发言稿和本刊组织的稿件一并在刊物上发表（载《中亚东欧研究》1996年第5期）。

    （十一）1996年《东欧中亚研究》杂志编委会会议

    1996年11月13日，《东欧中亚研究》杂志编委会会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召开。在京的编委和编辑部工作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常务副主编张森主持。主编徐葵同志做了讲话，他指出，在东欧中亚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的推动下，凭借15年来的办刊经验，《东欧中亚研究》应该并且能够再上一个台阶，在促进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为改革开放服务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编辑部主任向祖文同志汇报了刊物所做的4方面工作：一是抓导向，大讲政治；二是抓质量，达标上等；三是抓队伍，从严管理；四是抓交流，共同提高。编委们就《东欧中亚研究》杂志所取得的成绩和有待改进的方面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讨论（载《东欧中亚研究》1996年第6期）。

    （十二）《东欧中亚研究》发刊100期纪念会

    1998年1月7日，《东欧中亚研究》发行100期纪念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召开，在京的编委和编辑部工作人员聚集一堂，共商发展大计。《东欧中亚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张森同志主持了会议，主编徐葵同志做了重要讲话。编辑部主任向祖文同志做了《东欧中亚研究》创刊100期回顾与展望的发言。编委们对《东欧中亚研究》发行100期表示了衷心的祝贺，赞扬了我刊自创刊以来在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办刊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时反映东欧中亚领域的研究成果，报道热点人物和事件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对刊物的发展给予了厚望，并纷纷为提高刊物的质量献计献策。编委们提出了以下3点建议：第一，《东欧中亚研究》要适应我国日新月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成为理论创新的先行者。第二，《东欧中亚研究》要不断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使之内容更加丰富，更具吸引力。第三，《东欧中亚研究》在形式上，要力争既庄重严肃，又生动活泼（载《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十三）《东欧中亚研究》创刊100期笔谈会

    为纪念《东欧中亚研究》发刊100期，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滕藤、刊物顾问师哲、前所长刘克明为刊物题词，编辑部发表了《坚持正确办刊方向，以新的姿态迈向21世纪》的纪念文章，指出，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21世纪，这将是一次新的考验。美国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朱兰指出：“本世纪是生产率的世纪，下世纪是质量的世纪。”新时代已经把质量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在本刊新的100期开始之际，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质量第一、读者第一的方针，奋发图强，共创《东欧中亚研究》21世纪的辉煌。同时组织了纪念《东欧中亚研究》出版100期笔谈会，邀请北京和外地15名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专家学者撰文，回顾近20年来刊物走过的道路，展望新世纪杂志的生存和发展。主编徐葵在笔谈中指出，希望《东欧中亚研究》这块园地变得更加枝繁叶茂，百花盛开，具有更高的理论性、更多的信息量和更大的可读性（载《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1期）。

    （十四）“世纪之交的乌兹别克斯坦”学术研讨会

1998年2月12日，《东欧中亚研究》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中亚研究室在北京联合主办了“世纪之交的乌兹别克斯坦”学术研讨会。来自外交部、中联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经济日报》社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近30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乌兹别克斯坦驻华大使阿利莫夫、参赞哈希莫夫以及一秘霍贾耶夫和库尔班诺夫也应邀出席了研讨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前所长张文武主持。阿利莫夫大使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前大使关恒广在发言中指出，乌兹别克斯坦资源丰富，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可以预见，在未来的21世纪里，乌在稳定中求发展的总体战略不仅会加快本国的发展速度，而且也会使乌在维护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载《东欧中亚研究》1998年第2期）。

    （十五）“岁末年初俄罗斯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研讨会

    1998年12月17日，《东欧中亚研究》编辑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研究中心联合在京召开了“岁末年初俄罗斯经济形势回顾与展望”研讨会。来自新华社、外交部、外经贸部、中联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近30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就1998年的俄罗斯形势、俄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产生的原因、特点和影响，1999年俄内政、外交的走向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各自发表了看法。早在1998年底，常玢教授就预言，叶利钦时代行将结束。他指出，在今天的俄罗斯，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家当数现任总统叶利钦。俄罗斯民众曾一度对叶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担当起历史重任，使国家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道路。但是，盛极一时的叶利钦已经走到了权力的尽头（载《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1期）。

    （十六）2000年《东欧中亚研究》杂志编委会会议

    2000年1月31日，《东欧中亚研究》杂志编委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杂志常务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常玢主持，在京的编委和编辑部全体人员出席了会议。研究所所长、杂志主编李静杰同志发表讲话。在讲话中，李静杰同志就刊物的政治方向问题、文风问题、精品意识问题做了深入的阐述。一些资深编委，如徐葵、陆南泉、俞邃、郑羽、朱晓中等同志分别就刊物的发展方向、政治质量和学术质量的关系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对刊物整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十七）“俄罗斯当前形势及普京治国方略”研讨会

    2000年3月27日，《东欧中亚研究》编辑部组织召开“俄罗斯当前形势及普京治国方略”研讨会。来自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近2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俞邃教授在会上发言指出，普京政策的基本走向是：对内，强化政权体系，加强法制建设，弘扬俄罗斯思想，统一人民意志，团结社会力量，协调党派关系，在保持政权稳定的条件下尽快将经济搞上去；对外，更新安全战略和军事学说，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增强大国地位，反对单极世界、推进多极化以建立多极世界。而要实现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俄经济的振兴和综合国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