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凡的历程（之一）

不平凡的历程

——写在《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创刊25周年

前 言

    2006年是《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创刊25周年。对《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5年的发展历程进行一次系统的回顾和总结，是件有纪念意义的事。据我所知，对某份刊物进行详尽的总结，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范围内尚属首例。对刊物进行总结，我们主要围绕以下3个方面的内容：1.培养了一支甘于奉献的学者型编辑队伍；2.打造了一份国内一流、国际上有影响的名刊；3.造就了一批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领域的学者。

    在《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的成长过程中，恰好经历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一20世纪国际共运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学者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以及体制诸多方面探讨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直接的借鉴。自然，这份刊物就成了活跃思想的阵地，观察世界的窗口和科研工作者展示才华的舞台。刊物成长的历史是研究所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研究所发展的历史见证者。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科研工作者的困惑、喜悦、收获，都真实地呈现在刊物的每一页中。

    早在2001年，我就萌生过一个愿望：在适当的时候对《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进行一次全面的总结。我当时曾和编辑部的几个老同志谈了自己的想法，他们都表示赞同。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及杂事缠身，这件事就拖了下来，而且一拖就是5年。真正开始着手做这件事，始于今年年初，为此专门成立了课题组，并委托向祖文同志担任课题组组长，课题组成员由常玢、刘庚岑、索雨生同志组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经过25年的发展，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内容变得深邃，形态变得典雅。尽管这个创意最初是由我提出来的，但结构设计、章节安排、资料收集和撰写工作，绝大部分则是由向祖文、刘庚岑同志完成的。他们对刊物的起步、跋涉、跨越和辉煌4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表现出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我想特别提及的是，所党委、所领导以及科研处的冯育民同志都对这件事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小册子不仅属于继往开来、默默奉献的编辑人，它将与科研人员的丰硕成果，一同载入研究所的编年史。 

                            常　玢    2006年7月24日

目录

一　历史沿革

（一）两年起步（1981——1982）

1． 创刊社会背景

2． 推出发刊词

3． 确立办刊方针

4． 细化栏目设置

5． 成立编委会

6． 组建编辑部

7． 重要论文简介

（二）十年跋涉（1983——1992）

1． 及时增容扩版

2． 建立学术规范

3． 开展调查研究

4． 不断优化选题

5． 培育作者队伍

6． 评选优秀论文

7． 重要论文简介

（三）八年跨越（1993——2000）

1． 调整学术定位

2． 坚持正确导向

3． 提高学术质量

（1） 突出理论性

（2） 强化前瞻性

（3） 激发开创性

（4） 倡导原生性

（四）五年辉煌（2001——2006）

1． 加大理论深度

（1） 苏东剧变研究

（2） 体制转轨考察

（3） 国家模式解读

（4） 经济问题探析

（5） 国际关系阐释

（6） 政治历史社会透视

2． 宣传“三个代表”思想

3． 拓展报道领域

（1） “三股势力”论析

（2） “颜色革命”研究

4． 狠抓编校质量

（1） 邀请专家讲课

（2） 打造一流刊物

（3） 加强岗位责任制

（4） 进一步改版和增容

5． 编辑工作自动化

6． 扩大国际影响

7． 近年刊物工作重点

（1） 落实中央“5.19”会议精神

（2） 实施精品战略

（3） 进一步明确刊物定位

（4） 充实稳定编辑队伍

二　领导关怀和同仁支持

（一）所内室处支持

（二）借鉴他刊经验

（三）所级领导重视

（四）院级领导关怀

三　刊物获奖和社会评价

（一）刊物多次获奖

（二）社会综合评价

四　举办学术研讨会和编委会议

五　领导班子和编辑人员名录

（一）历任顾问

（二）历任主编

（三）历任副主编

（四）历届编委

（五）历任编辑部主要负责人

（六）历任编辑部主任

（七）历任编辑部副主任

（八）历任责任编辑

（九）历任技术编辑

（十）现任编辑部成员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主办的一份全国性学术理论刊物。它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指引下，于1981年创刊的，到今年6月，已走过了25个寒暑春秋,迎来了她150期的辉煌。25年来，它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潮奔腾前进的历程，经历了我国对苏联、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向纵深演进的全过程。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自创刊以来，努力反映苏联、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的优秀成果，积极开展学术交流，认真培养新生力量，大力推进俄罗斯、东欧、中亚学科建设，为促进改革开放和两个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几分耕耘，几分收获。据初步统计，25年来，共出刊150期，发表有关原苏联、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理论、历史、文化、军事等领域的论文和文章总数达2900余篇，约2500万字。这2900余篇文章既是量的概念，也是质的象征。由于刊物一贯坚持“质量第一”的选稿原则，发表了相当多的思想深邃、内容充实、论证精辟、学风严谨的优秀作品，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并因其政治方向的坚定性和学术品格的纯正性而赢得了人们的认同。

    一　历史沿革

    刊物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稚嫩到成熟的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年起步”、“十年跋涉”、“八年跨越”、“五年辉煌”四个各具特色的阶段。

    （一）两年起步（1981—1982）

    1． 创刊社会背景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是受命于伟大时代的召唤，在思想解放初步形成氛围的历史条件下创刊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进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由此，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积极向前推进，短短几年内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学术研究提出了许多崭新的课题。特别是苏联东欧问题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当时，许多专家学者围绕苏东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外交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理论、新观点。苏联东欧问题的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面对这样一个新形势，苏东学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需求，学者们需要有一个园地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以便及时向党和国家领导机关报告苏东国家的发展动向；回答实际部门提出的有关问题；交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成果；提供政府、企业和实际工作部门亟需的信息、数据和资料，并为党和国家的某些重要决策提出宝贵建议。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便应运而生了。

    万事开头难。刊物创办是一个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创刊初期由徐葵同志牵头、简隆德同志协助联系出版社，找印刷厂。曾得到国内许多苏俄问题专家和有关人员的积极支持，已故的人民出版社国际部负责人金作善同志曾参加了创刊初期的许多组织工作。创刊时的编辑部主要负责人是王文郁同志。她在刊物的筹备和创立之初做了大量工作。她任职后不到一年时间就调往中央党校。韩维同志接替她任编辑部主要负责人，大约5年时间。韩维同志带领编辑部一班人，克服重重困难，把这个刊物办起来了，并且越办越好。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曾数次易名。1981年创刊时的刊名为《苏联东欧问题》。苏联解体后，我国外交部将原来的“苏联东欧司”更名为“东欧中亚司”，为了与此相协调，刊物从1993年开始更名为《东欧中亚研究》。这时的“东欧中亚”是一个特定的地理概念，指的是原苏联东欧地区，包括已宣布独立的原苏联15个共和国和东欧的12个国家。俄罗斯欧洲部分位于东欧平原，当时是将俄罗斯列为东欧范畴，后来发现这种划分不够准确，同时也没有体现出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于是从2003年开始，刊物再次更名为《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创刊时为内部刊物，这是由当时的苏联东欧问题的敏感性决定的。创刊初期正值我国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早在刊物筹备阶段，即1980年4月间，中央宣传部曾就《关于〈文艺百家〉杂志所犯政治错误的通报》中写道：“我国关于苏联社会制度的评价，是一个极其敏感的，牵动全局的，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对这一问题的表态应由中央决定。”因为当时的苏联东欧国家还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研究这些国家势必涉及马列主义的一系列根本原理，涉及国际共运的许多事件和人物，涉及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等。这些理论、思想、事件和人物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比较敏感，内部讨论是可以的，但是把这些讨论成果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还不合时宜。正是出于这些考虑，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宣部曾几次下达文件，对出版涉及原苏联、东欧国家的书刊要谨慎适度，严格审批，认真把关。所以当时只能创办一份内部刊物。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为适应中国与苏联东欧各国关系的发展形势的需要并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刊物在做了一番准备工作后，决定从1989年第4期起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后来接到上级指示，将公开发行期推迟，仍维持内部发行。

    2． 推出发刊词

    1981年8月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时任所长、资深苏东问题专家刘克明同志撰写的《发刊词》。他在文中回顾了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指出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必须对苏联的霸权主义政策、理论、策略手法以及根源等问题进行研究。同时，还要研究十月革命以来苏联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列宁领导的伟大十月革命在俄国开创了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继列宁之后，领导苏联党和人民，把落后的俄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打败了法西斯，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也存在不少值得研究与吸取的经验教训。我们反对苏联领导的霸权主义，但是我们对苏联人民，对俄国革命的光荣传统，始终抱着友好和尊重的感情。对苏联人民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遇到的困难、问题，对苏联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要按照苏联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科学地进行研究和总结。

    3． 确立办刊方针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自创刊以来，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理论方向，坚持“综合性、战略性、学术性、理论性、政治性和现实性”的办刊宗旨和方针，贯彻双百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讨论，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积极宣传党的外交政策，为繁荣社会科学服务，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993年起，办刊方针有所调整，努力将《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办成侧重于基础研究的学术性刊物：一方面重点发表高层次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论文，促进中国的俄罗斯东欧中亚学科建设；另一方面，针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有选择地刊登一些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政治经济体制转轨的文章，供有关机构研究和政府决策参考。

    针对目前国内学术界的要求和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刊物的目标和基本定位是：在保持刊物的高品位、高学术性的同时，使刊物充满鲜明的个性和时代感；在办刊中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稳中求新，与时俱进；坚持中国的学术风格和特色，同时尽可能与国际研究和编辑出版的标准接轨。

    为了实现上述办刊方针，我们始终坚持五个原则，即“严”、“高”、“博”、“精”、“新”。具言之是：

    “严”——就是严肃的办刊作风，严格的审稿工作，这是保证刊物水平的重要前提；

    “高”——就是发表的论文都应是代表我国苏联、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的高水平的学术成果；

    “博”——就是刊物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信息量大；

    “精”——就是精心选题、精心策划、精心编辑；

    “新”——就是题材新，及时追踪和刊登学科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

    4． 细化栏目设置

    刊物的栏目设置体现出时代的特色和学科的演进。栏目本身就是原苏联、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研究的学术纲要和学术界、企业界关注的焦点。《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始终注重根据原苏联、俄罗斯、东欧、中亚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需要设置重点栏目，讨论、研究学术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创刊前期凡属学术论文均以通栏编排，小栏目分为“外论摘编”、“人物介绍”、“书刊评介”、“资料”和“科研机构”等。

    从1989年第4期开始，栏目进行了调整，学术论文也开始分栏编排。最初的栏目有：“政治理论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国际关系及外交政策”和“对外经济理论、政策述评”等，小栏目增加了“宗教”、“访问记”和“回忆录”等。此后，根据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发展的需要，不断对栏目进行完善和更新。比如,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增加了“历史”栏目等。

    5． 成立编委会

    刊物设立编委会。编委会负责制定刊物的编辑方针、选题策划和定稿。编委会设顾问若干名，主编1名，副主编2—3名，编委若干名。第一届编委会于创刊初期成立，主编为我国资深苏联问题专家刘克明同志；副主编为徐葵、金挥、韩维；编委由17人组成（名单见后）。

    创刊以来，刊物共召开编委会10余次。编委会的主要议事日程是：

    ⑴ 讨论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各国和各地区的发展形势，分析热点问题，及时调整栏目设置。

    ⑵ 根据国内外政治经济和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落实报道重点和报道任务。

    ⑵ 讨论研究国内外学术发展动态，拟订选题。

    ⑷ 总结办刊经验，找出存在问题和不足之处，提出改进意见，进一步明确办刊方向。

    6． 组建编辑部 

    编委会的办事机构是编辑部。编辑部负责稿件的编发和出版发行等日常工作。创刊时的编辑人员来自研究所的不同单位，此前这些同志大都从事研究和翻译工作，没有接受过编辑专业培训，没有编辑实践经验。因此，统一编辑思想、提高编辑业务的任务十分艰巨。其具体作法是： 

    ⑴ 抓政治理论学习。编辑部始终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位，组织编辑人员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提高编辑人员的理论修养和政策修养，坚持社会主义办刊方向，始终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同时，组织编辑人员学习党和国家有关编辑出版法规和宣传纪律，并遵照执行。

    ⑵ 抓职业道德教育。道德情操是维系和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准则，这就决定了编辑人员要有默默无闻的自我牺牲精神。编辑部要求编辑人员树立爱岗敬业、甘为人梯和无私奉献的良好风尚，对待新老作者一视同仁，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待学术问题虚怀若谷，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作者，也才能办出高质量的刊物来。

    ⑶ 抓编辑业务训练。从主编到每一位责任编辑，其自身素养和整体气质的提高十分重要。国际问题刊物具有综合性，刊载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历史、法律等诸多方面，这就要求编辑人员不仅要当一个“杂家”，而且要精通一门或几门专业知识。在知识“爆炸”、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更应当加强文化知识、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选题、组稿、审稿、加工、校对）的修养，在工作实践中博学求新，使编辑的知识结构得到不断调整和更新，这样才能保证刊物不断创新，为繁荣我国的学术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⑷ 抓自身科研提高。俗话说，“打铁先要自身硬”。刊物编辑不仅要有强烈的参与意识，更要下苦功夫撰写学术论文和专著，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编辑。正因为如此，刊物要求每位编辑都要参与学术研究活动，根据自身所学专业和优势，进行深入的学术理论研究，求索创新，增长才干，从而逐步形成了一支学者型的编辑队伍已经逐步形成。

    ⑸ 抓编辑群体团结。刊物办得好坏，固然与编辑群体素质的好坏密不可分，但在整个编辑过程中，其团结协作显得更为重要。很难设想，一个孤傲不群、专横跋扈、互相拆台、貌合神离的编辑群体，能办出好的刊物来。现在编辑部新老同志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以及集体荣誉感都比较强，凝聚力大大提高。

    7． 重要论文简介

    这一时期发表的重要论文主要有：

    李静杰：《苏联扩展战略中的华沙条约组织》（1981.2）

    程极明：《试论苏联霸权主义的历史根源》（1981.3）

    王　器：《斯大林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1981.3）

    张康琴：《评苏联从重工业开始实现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1982.1）

    葛霖生：《论列宁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经济发展战略》（1982.2）

    张景林：《试论与当前反霸斗争有关的几个认识问题》（1982.6）

    陈　辉：《列宁、斯大林时期农产品的采购制度和价格政策》（1981.2）

    20世纪70至80年代，苏联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以夺取世界霸权作为它们各自对外政策的目标，加剧了国际局势的紧张。反对苏美霸权主义，成为当时席卷世界的一大历史潮流。为配合这一国际形势，我刊在80年代前期把反霸问题作为报道的重点，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邢书纲教授的《关于苏联全球扩张战略的几个问题》（1981.1）。文章指出，70年代，是苏联以进攻的态势推行其全球扩张战略的10年。苏联以它空前膨胀起来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一方面同西方搞“缓和”外交，一方面在西方当时难以做出有力反应的地方，大搞扩张行动，把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但它又具有难以克服的战略弱点，只要对它的侵略扩展作针锋相对的揭露和斗争，就能够打乱和挫败它的战略部署。

    对列宁思想的研究一直是贯穿我刊的一条红线。刚一创刊即发表了吴仁彰教授的《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1981.2）。文章指出，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开始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怎样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同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实际结合起来呢？列宁进行了大胆而又谨慎的探索。他起初设想直接过渡到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后，又果断地转弯，从小农占优势的俄国国情出发，实行“新经济政策”，并提出一系列相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针和政策。列宁过早地去世了，但他留下的关于在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思想，直至今天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十年跋涉（1983—1992）

    既有开端，便有继续。刊物在经过近两年的试运行后，从1983年开始正式出版发行。此时，刊物在形式上不断臻于完善，在内容上有了更新和突破——我们完成了主要由情况介绍、资料汇编到以学术性文章为主、资料性文章为辅的过渡。这标志着刊物已经在学术研究的阶梯上跃上了新的平台，开始了新的跋涉。在这一阶段，简隆德同志校长时间担任编辑部主任，在他的主持下，刊物得到了平稳健康的发展，简隆德同志的可贵之处就是，十几年如一日，辛勤工作，默默奉献，起到了率先垂范的作用。

    1． 及时增容扩版

    为了进一步适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形势和需要，加强刊物的学术性、权威性和可读性，全面展示中国学者在苏联东欧研究学科取得的成就，增进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使这份刊物真正成为苏联、俄罗斯、东欧、中亚学科的前沿阵地，刊物从1993年开始扩版和增容，由原来的64页扩大为96页，每期由10万字增加到16万字。

    ２． 建立学术规范

    学术期刊既是推动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动力，也是引导编辑工作逐步走向规范的调节器。编辑的工作除了对大量的来稿进行筛选、审读、编辑加工外，一个十分重要的工作就是强化学术规范。为此，刊物从创刊起一贯注意体例整齐。在每年的最后一期刊登全年总目录。1988年开始实行责任编辑署名制，1993年增设英文目录，1996年增加“内容提要”、“关键词”、“作者简介”。刊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注意论文注释及其规范化。从2000年第1期开始，增加了英文内容提要。在规范化方面正向国际标准逐渐接近。从2001年开始改为大16开本。为了与国际接轨，刊物在版式设计、开本用纸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进，增加了对外学术、文化交流活动的彩色照片，印制精良，表现了刊物质朴、典雅、庄重的风格。

    ３． 开展调查研究

    一个国际问题刊物编辑部在把它所承担的任务加以具体化，把它的办刊方针加以贯彻执行时，必须首先了解和研究对象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必须研究这些国家政治经济转轨所提出的迫切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牢固扎实的基础之上。这就要求在编辑刊物的同时，要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这对于新组建的编辑部，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编辑部从1984年就开始大抓调查研究和信息工作。当年，刊物曾派专人赴中南地区的湖北、湖南进行调研。这次调研的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⑴ 了解全国各地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

    ⑵ 调查了解各地区、各研究单位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的机构设置和专业研究队伍，以便建立一支具有相当专业水平的作者队伍；

    ⑶ 征求作者和读者对刊物的意见，了解他们在苏联、东欧问题研究方面的需求，提高办刊质量；

    ⑷ 宣传刊物，扩大影响和发行量。

    编辑人员带着这些问题走访了武汉、长沙、湘潭等5个城市，和湖北、湖南省委宣传部，省、市委党校，省、市社会科学院，武汉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等26个单位的40余人进行座谈，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历时20多天。这次调查研究收获很大，达到了预期目的。此后，类似的调查研究一直延续下来，但主要是通过编辑人员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的形式进行的。

    4． 不断优化选题

    自创刊以来，编辑部每年在抓好调查研究的同时，还注意抓选题规划。调查研究是源，选题规划是流；调查研究是本，选题规划是木。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制订出切实可行的选题策划方案。编辑部在进行选题策划时，力争吃透两头。一是抓上头，就是要通过学习，充分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用方针政策作选题策划的方向盘和指南针，紧扣时代脉搏，把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改革开放和国家政治经济转轨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刊物组稿和编发稿件的主题；二是抓下头。充分了解学术发展的动态，加强学科建设，把专家学者的研究需要作为报道重点。根据这两个思路，制订出全年的选题计划和组稿计划，并指导和组织编辑人员实施，开辟优质稿源。本刊自创刊以来，主要的选题集中在苏联、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各国的经济、政治、外交、法律、文化、教育、科学、历史、理论、社会学等各个领域。

    上世纪80年代，刊物的主要选题：

    ⑴ 苏联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改革；

    ⑵ 苏联计划管理体制改革；

    ⑶ 苏联价格体制改革；

    ⑷ 苏联科技政策及其管理体制改革；

    ⑸ 苏联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改革；

    ⑹ 苏联东欧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⑺ 苏联东欧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比较；

    ⑻ 苏联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

    ⑼ 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

    ⑽ 苏联、东欧各国的相互关系及它们之间的比较研究；

    ⑾ 苏联、东欧国家的历史、文化研究；

    ⑿ 苏联、东欧各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动态；

    ⒀ 世界各国学者对苏联东欧问题的研究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本刊的主要选题为：

    （一）政治选题

    ⑴ 邓小平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⑵ 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的深层次原因研究；

    ⑶ 苏联70多年的历史述评；

    ⑷ 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政治体制转轨及其经验教训；

    ⑸ 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政治形势、特点及走势分析；

    ⑹ 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

    ⑺ 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政党发展情况研究；

    （二）经济选题

    ⑻ 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政治经济转轨的经验教训研究；

    ⑼ 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⑽ 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研究；

    ⑾ 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经济形势发展的跟踪研究。

    （三）国际选题

    ⑿ 冷战后的国际局势和新格局以及世界新秩序问题（包括民族矛盾、地区冲突和国际干预等）；

    ⒀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国际形势发展的影响；

    ⒁ 俄罗斯、东欧和中亚国家的对外战略理论和外交政策；

    ⒂ 中国和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⒃ 原苏联、俄罗斯、东欧国家和地区的热点问题；

    ⒄ 独联体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一体化进程；

    ⒅ 独联体国家人文领域的合作情况；

    ⒆ 独联体的发展前景；

    ⒇ 中苏关系历史档案研究。

    5. 培育作者队伍

    刊物的编辑出版是一种群体行为。如果没有一大批高水平的作者队伍，刊物就会成为无本之木。这些年来，编辑部本着“尊老”、“依中”、“扶青”的原则，通过各种形式与许多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专家学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友谊，在刊物周围形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作者群。编辑部的具体做法是，将所内外学有专长的中老年作者汇聚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中坚作用，为刊物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刊物发展的各个时期，都有一批专家学者对刊物寄托很高的期望，给予多方的支持和鼓励。他们将自己潜心研究的力作惠赠给刊物。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培育，才使刊物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奋发向上的景象，也正是有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和精心呵护，才确立了刊物在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在处理名家稿件时，我们尽量做到圆满周到，与作者建立起一种友情的联系，形成结构合理、感情融洽、良性互动的作者队伍。同时把培养和扶持青年作者作为重点常抓不懈。通过召开座谈会、个别交流等方式，鼓励青年作者撰写论文，踊跃投稿，并尽可能地给他们提供发表的机会。对一些青年作者不够成熟的论文，编辑人员则不厌其烦地进行指导，提出意见，有时还和作者一起反复修改，直至达到能够发表的水平。编辑部爱护、关心投稿人，尊重、珍惜作者的辛勤劳动。委派专人将来稿认真登记，并转发有关责任编辑。对于“不对口”的稿件，编辑部在征得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帮助将这类稿件改投他刊。投稿人对此非常感动。这也是我刊稿源充足的原因之一。为了摸清作者队伍的基本情况，编辑部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编写作者学术档案，把全国各地苏联、俄罗斯、东欧中亚问题研究的学者的姓名、出生年月、职称、职务、主要研究方向、重要学术成果、通讯地址等制成卡片。2002年，编辑部把这些档案卡片进一步整理，编印成《“东欧中亚研究”作者名录》（见图片栏）小册子，为学者们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方便。

    编辑部还注意研究读者的阅读规律，主动适应读者需求，扩大读者的覆盖面，竭诚为读者服务，沟通编读关系，倾听读者的意见，及时改进工作，对读者的来信，热情回复，把加强刊物与读者的联系、交流与沟通，作为编辑部的一项重要工作。

    6． 评选优秀论文

    编辑部于1984年10月~1985年1月开展了优秀理论文章评选活动。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推动对苏联东欧的研究；希望更多的同志撰写出配合我国四化建设需要的优秀理论文章；提高刊物质量，改进办刊工作。评选的标准是：

    ⑴ 对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现实问题有较大参考价值的文章；

    ⑵ 文章的理论和政治观点正确；

    ⑶ 理论联系实际，有一定理论深度；

    ⑷ 有较好的文风。

    这次评奖共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

    除向获奖者颁发奖金、纪念册和书籍外，还颁发了《优秀理论文章证书》。这次获奖的优秀理论文章和作者是：

   一等奖两篇：

    ⑴ 《斯大林时期的知识分子问题》，作者：王器（1981.3）

    ⑵ 《试论与当前反霸斗争有关的几个认识问题》，作者：张景林（1982.6）

    二等奖三篇：

    ⑴ 《评苏联从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作者：张康琴（1982.1）

    ⑵ 《关于苏联全球扩张战略的几个问题》，作者：邢书纲（1981.1）

    ⑶ 《南斯拉夫关于干部的培养与使用》，作者：仝志敏（1983.5）

    三等奖五篇：

    ⑴ 《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理论思想》，作者：宋洪训（1983.2）

    ⑵ 《苏联80年代经济结构变化趋势》，作者：张础（1982.2）

    ⑶ 《苏联教育制度的几次改革》，作者：毕淑芝、迟恩莲（1983.4）

    ⑷ 《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作者：王正泉、姚洪芳（1983.5）

    ⑸ 《论匈牙利现行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作者：张德修（1983.3）

    1985年1月12日在苏联东欧研究所举行了授奖仪式。与会同志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办领导同志、苏东所领导同志、各研究室代表、获奖同志、刊物编委及编辑部同志共计40余人。会上研究所领导同志刘克明、徐葵以及院科研办领导梅文彬分别讲了话，获奖者代表也发了言（载《苏联东欧问题》1985年第1期）。

    7． 重要论文简介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与苏东国家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这一时期刊物在报道方面比较注意实事求是，除国家关系外，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变革也成为刊物关注的重点。

    为了配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奉行独立自主政策的需要，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刊物重点报道了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理论、经济体制、部门经济以及体制比较研究等问题。这一时期，刊物对苏联、东欧国家经济研究的发稿量比较大，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探讨比较深入，在国内同类刊物中发挥了领先作用，这同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向综深发展的迫切需要有着紧密的联系。属于这一类的论文主要有：

    梅文彬：《苏联经济管理体制改革30年》（1987.3）

    刘清鉴：《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改革》（1986.2）

    张宗谔：《苏联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1987.1）

    何　剑：《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将导致模式转换》（1987.1）

    陆南泉：《对苏联推行经济国际化政策的分析》　（1989.4）

    张　础：《苏联所有制理论和改革的新变化》（1990.3）

    董辅礽：《谈谈苏联经济改革的几个问题》（1996.6）

    高德平：《原民主德国地区的国营经济私有化》 （1991.5）

    朱晓中：《经互会解体与东欧经济转轨》（1992.6）

    周新城教授在《经济改革的新思维——评苏联当前的经济体制改革》（1988.4）一文中，对苏联的经济改革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根本改变苏联经济体制的要求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但是当时在理论上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改革只是在原有体制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管理的具体环节作一些改进与完善，而没有触及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没有改变经济体制模式本身。这样的改革非但不能解决原有经济体制不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问题，反而把矛盾掩盖和积累下来。结果经济工作越来越乱，积累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问题，而且日益尖锐。历史的教训证明，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由上面施加压力，实行某些局部措施是不行的。必须进行深刻的，真正革命性的变革，重新建立起符合经济形势要求的崭新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说，要改变经济体制的模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矛盾。

    张森研究员在《关于中苏经贸关系的发展前景》（1991.4）一文中指出，全方位走向国际市场，实现市场的多元化，必须发展同苏联的经济贸易关系。苏联的市场容量大，需求档次不太高，相对于西方市场比较容易打入，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比较宽广。因此，在继续巩固和发展沿海地区向西方国家经济开放的同时，应该努力开拓苏联这个大市场，并把它作为调整和完善对外经济开放格局的重要战略目标。双臂作战，同时开拓东西方两个大市场，我们比较主动。

    这一时期，刊物也注意刊登有关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治机构、体制改革的论文，如对苏联、东欧国家的政府机构、政治体制的沿革与变化的研究，对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干部制度的研究。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

    李元书：《论联共（布）的高度集中对苏联政治体制的影响》（1986.3）

    郑异凡：《“全民国家”——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1987.4）

    董晓阳：《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自治比较》（1987.4）

    常　玢：《保加利亚培养和提高领导干部业务能力的组织系统》（1988.4）

    王正泉：《论苏联政治体制的三次改革》（1988.5）

    刘克明：《论苏联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1989.4）

    吴建军：《谈苏联社会主义自治》（1989.1）

    姜长斌：《苏联的发展战略和民主社会主义化进程探讨》（1990.4）

    邢广程：《从“拨乱反正”到初步改革—赫鲁晓夫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轨迹》（1991.1）

    吴仁彰教授在《十月革命与苏联模式的改革》（1987.6）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事业的复杂性、艰巨性，突出表现在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上。今天，苏联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经过多年的实践，已经一致地认识到：必须对传统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即传统的苏联模式进行深刻的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潮流。改革的事业成为伟大十月革命事业的继续。因此，系统地回顾和分析苏联模式形成的历史特点及其后来的改革历程有着很大的意义。

    此外，刊物还刊登若干有关苏联的对外政策，苏联、东欧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苏联、东欧的文化建设与教育改革问题，苏联、东欧国家的历史、民族与哲学理论以及文艺理论政策等问题的论文。这类论文主要有：

    郑　羽：《阵营对抗：冷战开始后斯大林的对外战略》（1992.2）

    姜　毅：《是战略性的措施还是策略性的手段——评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1990.2）

    张佩贤：《南斯拉夫与现阶段不结盟运动》（1990.2）

    马龙闪：《试论列宁时期文化建设的若干经验》（1986.3）

    徐博涵：《苏联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演变与改革》（1987.4）

    李静杰教授在《改革时期苏联内外政策的辩证关系》（1988.2）一文中根据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原理，结合苏联内外政策的实践，着重分析了在改革的非常时期苏联内外政策的辩证关系以及对外政策的发展的趋势。文章指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调整往往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国内政策的需要，二是客观世界现实的变化。然而对苏联来说，客观世界现实发生的变化迟迟没有反映到苏联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中来，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做出改革和加快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以后，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的过程才算真正开始。这说明，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首先是同国内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韩维在《学习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理论与实践》（1983.1）一 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进行文化革命、文化建设，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普遍规律。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发展高度的精神文明，否则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物质文明的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又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保证。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

    冯育民在《对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浅析》（1987.4）一文中对苏联在50年代曾流行一时的“无冲突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无冲突和无矛盾是两个内涵不同的、不可等同的概念。无冲突的内涵要比无矛盾的内涵丰富得多。在它们之间不能完全划等号。该等式只有在没有矛盾的前提下才能成立：既然没有矛盾，也就无所谓冲突了。反之，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无冲突就不等于无矛盾，因为无冲突可以是在有矛盾，但矛盾还未发展到尖锐程度的情况下的一种特定表现形式或阶段。故而，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无冲突与无矛盾完全等同起来。

    刘庚岑研究员在《浅议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通过的“独立宣言”或“主权宣言”》（1991.2）一文中阐述了1990年3~8月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发表的“独立宣言”或“主权宣言”的主要内容，指出它们的差别就在于：前者明确宣布要脱离苏联，而成为独立国家；后者则强调将在以新盟约结成的、经过革新的联盟中拥有更多的主权。该文指出，近一两年，在苏联政治、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各共和国纷纷发表“独立宣言”或“主权宣言”。这在苏联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足以说明苏联各地的离心倾向日益加剧，苏联国内的分离趋势又有新的发展。